（二）陈寅恪重视文化的研究，也重视社会阶级、-的研究。他把种族、宗教、文化都归结于社会阶级。他认为，“社会阶级之意识能超出胡汉民族之识职。”（见《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但他所说的阶级及其斗争是指统治阶级或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例如，论魏晋时着重讲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唐代着重写“关陇集团”（唐皇室本出于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之间的斗争：初，唐太宗用“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削弱山东士族的势力，后来武则天又利用科举扶植“山东士族”势力而抑制“关陇集团”势力。此点颇受人非议，认为是歪曲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因为按照我们一些人的理解，阶级斗争只能是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恰好是这一点表明陈寅恪是忠于描述古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指出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马克思把古代享有特权的少数剥削者、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也纳入阶级斗争的范围，并作为斗争的主要角色。马克思说：“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是为这些斗争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马恩选集》第p顊1卷第599—600页）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或农奴制社会基本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奴隶社会，有人能够举出有多少次奴隶暴动并说明其作用呢？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确实层出不穷而且轰轰烈烈，然而有哪一次最后能够逃脱充当“舞台台柱”角色的命运呢？中国中古时代的胡汉民族都是这样。当然，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所不同。我不准备在这里来展开说明这个问题，只是提出问题供史学界朋友参考。

　　（三）中国的奴隶制是宗法奴隶制，封建制也是宗法封建制。在我的有限的接触中，中国的历史学似乎很少有像陈寅恪那样从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生动地描绘过中国宗法封建制的状况。这里指出两例：第一，陈寅恪在考察《桃花源记》时，指出这既是寓意之文，又是纪实之文。其所记的历史事实，就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当时中原人民逃难远离本土，往往是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这种以宗族乡党为单位的坞堡，坞主为宗族豪帅，他们筑坞以自守，耕种以自给，这等于把整个宗法社会分解为许多小宗法社会。这种小宗法社会起源很早，在袁宏的《后汉记》里就有记载了。“北方社会宗法色彩之浓，与坞之组织互为因果，坞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之生命。”（见万绳南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二，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亦指出这种婚姻集团的变迁实际上是唐皇族借婚姻关系在不同时期纠合其他大族（即李、武、韦、杨四大宗族）以组成最高统治集团，此中的斗争分合兴替，都显示各地士族、宗族势力的盛衰。武则天-势力所以久而不衰，得力于山东士族众多人才的支持。借婚姻关系纠集不同氏族、宗族势力以组成最高统治力量的做法，中国早在氏族社会就有，以后一直继续下来，或为中国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当陈寅恪发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时，记得当时有人嘲讽说，这是以“生殖器关系”来代替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自然是无知之谈，无聊之举。

　　（四）陈寅恪好谈阶级，也好谈-。比较扼要简明的是分析魏晋清谈（讲玄学）的-背景。魏晋玄学清谈之风，早植根于东汉末年由摧残名士的党锢之祸引起的动荡险恶的政局，然后由魏晋两朝的政争所催发。清谈的题目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周孔之名教重于老庄的自然，还是反过来自然重于名教，或者两者“合二而一”？这种争论这里且不去说它。据陈寅恪考证，魏末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由曹操党羽与司马氏之党羽的斗争所引起。崇尚名教的人大抵偏向司马氏一党，而眷恋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则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陈寅恪举“竹林”七贤（七名士）为例：“七贤”为首分子嵇康在-上是积极反抗司马氏的，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孙之女，因此他也是主张老庄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后来被司马氏以不仁不孝违反名教的罪名所杀。山涛是司马氏的姻戚，他虽“好老庄，与嵇康善”，但后来终于依附于司马氏，佐成亡魏成晋之业。王戎、王衍也偏向司氏一党。原来崇尚自然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变节。阮籍这个人最值得注意，他本心重自然而非名教，但不像嵇康那样积极反晋，而虚与司马氏委蛇，所以他得以保全性命，但他依然保持他的放荡不羁的行为，满口抽象玄理，只是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谈论魏晋清谈风之人、之书可谓多矣，但像陈寅恪这样直接指出其-背景的则殊不多见。也许正因为陈寅恪有这种史学训练，所以有人说“足不出户的陈寅恪对现实有很深的洞察”。

　　陈寅恪直言“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实际上是他的“以史实求史识”的原则的另一种说法），从上引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的片断及其方法来看，说明他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这里我倒希望读者能够相信五十年代墨学专家杜国庠（他那时就是一位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老学者）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请注意，我这里引用杜国庠的话，并不是要将公开申明不宗奉马列主义的陈寅恪硬拉向马列主义一边。根本无此必要。而且，“唯物”、“唯心”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我引杜的话不过是为了说明：陈寅恪在研究中得出的某些“史识”，并不是出于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客观的事实。如此而已！

　　我想由此也足以证明，王国维、陈寅恪确是引导中国传统史学由旧入新的两个重要人物。所谓“新”，就是利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引出新史识。陈寅恪在王国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客观环境和自己的身体条件）没有能够施展他的史才，完成他的史学抱负，例如他想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终未能如愿，这是很可惜的。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正当王国维、陈寅恪等引导中国传统史学由旧入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史观恰于此时传入了中国。此时及以后，中国的史学界又有哪些新的重要进展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史学和刚由旧入新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又如何呢？两者的关系是否处理适当？今天我们必须说，传统史学的现代意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几十年来当然不能说中国历史学家们没有作出努力，没有建树。这方面，同样继王国维之后而又别开生面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的书（以及其他像《十批判书》等好书）的郭沫若，自然是首先要提到的人物。在我看来，我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去被两个东西所伤：一是写史往往从原理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所谓“史从论出”是也；二是教条式地、片面地、不正常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观点。再加上，各种-运动传播了不少宗派偏见乃至党派偏见。尤其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文革”灾祸使史学界山河破碎，人才凋零，历史观也被搞得混乱不堪，是非颠倒。现在必须从头收拾旧山河，搜寻新人才，重建我们的新史学。在这个时候，重新提起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家，回顾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对于重建我们的史学无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