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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由旧入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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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情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从来不谈-，与-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最后，陈寅恪据此提出要他接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要问陈寅恪是何等样人，这就是陈寅恪！他是在声明“我不必对-党说假话”之后才说这番话的。这自然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后来陈寅恪未曾北上就职（陈寅恪未北上就职，亦与他的身体较适合南方生活而不适合北方生活有关）。但这又并不表示陈寅恪与现政权不合作，因为这以后他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又是国家文史馆副馆长，还连任全国政协两届常委。但尽管如此，他所讲的话仍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他所说的这番话呢？我认为：
第一，对我们来说，必须有自我检查。必须承认，在像陈寅恪所说“不反对现政权”亦即不反对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条件下，应当允许每个人在学术研究上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而不应当设置“思想之桎梏”。据我所知，对于非-党人士，-党从来都是申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他们的自愿，不能强制，这是一条原则。就是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党人，除遵守党章和党的纲领的外，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应当作为一种可以自由研究的科学来对待，而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圣谕，也不应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权威，因为这实际上是将党的领导人的意志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强加于人，强加于党。这方面党是有不少历史教训的。举一个例子吧。1891年恩格斯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时代》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但是遭到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拒绝，因为他们不同意马克思对于他们的纲领提出的意见，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此，恩格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中文版，第38卷第88页）第二年，恩格斯又写信给倍倍尔，提出创办一个“不隶属于党的领导人”的刊物，这个刊物可以在党的纲领的范围内以及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地讨论问题，进行自由批评，等等。（同上书，第517—518页）
对于党和-党人尚且如此，那末，对于声明“不反对现政权”的非-党人士，如果要求他们放弃“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或强制他们宗奉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党人来说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幸和耻辱”吗？
其次，就陈寅恪的思想立场说。陈寅恪自己有一句名言：“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陈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除了第一句可能是说他从事中古史的研究以外，第二、三句主要是说他所受的传统教育和所受传统的影响，倒不是说他和曾国藩、张之洞完全是同气类的人。人可以这样说自己，但别人不能这样理解他。举例说，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寅恪有时也这样说，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化。但据我理解，两者的内容恐有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是维护孔孟之道，是维护那个万古不变的“道统”和“道体”，以及三纲五常六纪那一套。陈寅恪所说的“中学为体”，则主要是借用它来表达他所主张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维护中国文化的特性，而他所说的“文化”，又是“大文化”概念，有时将社会、-、经济、学术等等均溶入其内。他认为，三民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外来文化，一切外来文化若要在中国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都须经国人的吸收改造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引文同上）他这里没有说出来的一层意思恐是：禅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重大久远的影响而不归于消沈歇绝，是因为经国人的吸收改造，成为中国化的佛教的缘故；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也一样）若要在中国发生影响亦须经国人改造吸收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方能生效。
以上是我的推测，但与实情相距大概不会太远。陈寅恪之公开声明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属于个人私事，但就总的倾向而言，他也并不是盲目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看马克思主义能否真正经国人吸收改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管陈寅恪所说的吸收改造的要求如何，他的主张有其合理、正当的一面，即马克思主义确实需要中国化，否则将不能在中国生效；但若按照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的真实要求来说，则又有其保守的一面，即他实际上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向“新儒学”靠拢，向中国的“传统思想”靠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未敢言确当，姑提出来供讨论而已。应当说，陈寅恪的立身思想在他本人来说有其一贯性，但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说清楚它确颇不容易。例如，郭沫若曾说“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是近代科学式的，他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此说不为一些史学界朋友所接受，甚至颇有反感。但我认为，既有此说又有不同意此说者，便不妨加以讨论，不必回避；同时我又认为，此非研究陈寅恪的重点，研究陈寅恪首先还是要弄清他的史学观或“史识”，这是第一要事。特别是历史学家，其立身思想或世界观和其从客观事实中得出的“史识”，往往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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