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这是事实。中国古来经史不分家，《隋志》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汉时，史是没有独立地位的。东汉的古文经学家比较重史。陈寅恪说：“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赵宋之世，史学才稍有起色。陈寅恪赞扬“宋代史学，冠绝今古”。这不仅指像《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史籍的问世，而且指南宋理学形成过程中发生的经、史重要性之争。当时轻史者以朱熹为代表，朱熹的名言是“看史只如看人相打”，毫无意义，只有读经之后才能读史。重史者以浙东学人（宋代浙江学术已较其他省为发达）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他们为史学争地位，后来形成史学见长的浙东学派。浙东史学分前后两期：前期就以吕祖谦、叶适等人为前茅；后期为明清之际和清代的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兄弟、谈迁、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人。以编《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闻名的黄宗羲被尊为清代史学之祖。章学诚则大倡“六经皆史”说，为史学争独立的地位，他不仅倡“六经皆史”，而且提出“六经皆器”，堪称大胆敢言之士。

　　清代史学一度寂寥，与康、雍、乾三朝的文学狱直接有关。当时为编《四库全书》焚毁的书籍无计其数，成一部《四库》等于毁几部《四库》。其中尤以史籍受害最烈，如《明志》史书三万余卷，采入《四库》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聪明才智之士多舍史而谈经。但是，一种学术思潮一旦形成为社会势力（尽管在局部地区），要它消歇是不可能的。何况乾嘉考据之学，其考古的重要部分即是考史。因此史学仍在曲曲折折地生长着。乾嘉史学名家除章学诚外，尚有赵翼、钱大昕等。陈寅恪独服钱大昕，称之为“清代史家第一人”。钱大昕江苏嘉定人，与浙江史学同气类，他以数十年之功撰成《二十二史考异》，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齐名。但钱大昕兼及舆地、典制、天文、历史，特别对辽、金、元三史用功甚深。但乾嘉时期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道咸以后，国势陵替，外侮日逼，鸦片战败，洪杨难作，此时西方文化又进一步传入中国。至此，坚冰开始摧破，士大夫稍稍发舒为政论。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于此时得以大盛。加上今文经学的崛起，成为思想解放的一大冲力。于是龚自珍（字定庵）、魏源等新人出来批评乾嘉经学，大倡“六经皆史”说，开一代之新风。在这种环境中，于是有新史学生焉。

　　当时所谓新史学，系指开始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用近代科学方法治史者，并非指后来所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新史学已经能利用各种新材料和多学科知识（如考据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化学、地理学、乃至古典文学等）以研究中国历史。最早提倡新史学乃至发动“史学革命”的是梁启超。但是真正敲开新史学大门成为新史学开山的，是浙江海宁人王国维（1877—1927），他是继承浙东史学并使之由旧入新的一代巨擘。王国维把史学真正从经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和卜辞均受益于王国维。郭自认王国维是他治史的引路人。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就不会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称赞王国维的成就，“好像一堆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史学的城垒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他称赞王国维的“遗书”，其“外观虽是穿的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见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

　　王国维是陈寅恪最心仪的人。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治史方法为：（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按：这就是王氏有名的“二重证据法”）；（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的材料互相参证。我们可以想见，要做到这三条，如果没有广博的古今中外各种知识是不可能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评价是：“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这里附带提一下，除王国维外，为陈寅恪所心仪的还有一位浙江嘉兴人沈曾植（子培）。沈曾植治史特别注意西域边疆动态，这对陈寅恪治史影响颇深（西域民族史是陈寅恪早期研究的重点之一）。沈曾任刑部主事，和张之洞、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等共同从事过新政活动，所以他是陈寅恪的前辈。

　　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最有名望的学者任导师，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在其内。在诸同事中，梁启超固然是一位史学大师，但陈寅恪评价王国维要高于梁启超，他称王国维为“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的“大师巨匠”。一九二七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寅恪撰文挽悼并为之写碑铭，情义并茂，为世所传诵。王死后，罗振玉（帮助王国维治甲骨文的一位史家）曾说过一句话：“能继承王国维者，唯陈寅恪。”

　　史学界对于陈寅恪的这种期望是有根据的。陈寅恪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同时接触西学。他四次出国游学，到外国学习东方古文字、中古文学和佛学等，尤其接受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训练，对他治史帮助极大。他能一、二十种外国文字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拉丁、梵文、巴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以及藏文、蒙文、满文等）。他阅读之博、之精，非常人所能及。他的友人吴宓曾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这虽是赞誉之词，但可见陈寅恪确有服人之处。宣统三年，陈还在瑞士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文。中国人读德文版《资本论》，陈寅恪恐是第一人。敦煌文书发现后，陈寅恪又是开创“敦煌学”的第一人，他在史学研究中应用敦煌所得的新材料，这一点王国维也未曾做到过。和他有学术交流的中外学者甚多（包括鲁迅也有过接触）。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中古史——魏晋南北朝史及隋唐史，他称之为“不今不古之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史述论稿》等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陈寅恪早在1945年便双目失明，1962年72岁时又跌伤右腿股骨，未-。他的身体条件对他的研究极为不利，但仍无碍于他的奇才横溢。当国民党败退台湾动员学者前往台湾时，陈寅恪不为所动（这也和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他不愿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了），而是南下广州，就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教授，以此终其一生。其间他也经受了不正常-运动的磨难，对他的精神有所伤害。

　　下面就可以来谈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与中国-党的关系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了。这里我还想对于陈寅恪在中国中古史研究方面所提出的观点谈一点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