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者的军事震慑更是明显。早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于诸要冲之地，设兵镇戍。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守边徼襟喉之地。河洛、山东一带为天下腹心之地，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驻之。江、淮以南，直到南海之地的名藩列郡，以汉军及新附军戍守（《元史》卷99《兵志》二）。至于那些在统治者心目中认为特别重要的地方，更是派重兵驻守，如江南自归州(今湖北秭归南)、江阴至三海口(长江口)一线，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分兵戍守，置28所之多（《元史》卷12《世祖纪》九）。扬州、建康、镇江，跨据大江，人民繁会，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置七万户府。杭州为行省诸司府库所在地，置四万户府。濒海沿江的要害地区都驻有水军，原设10所，后增为22所。钱塘江口原来停泊战舰20艘，后增为100艘；并加海船20艘（《元史·兵志》）。为了维持镇戍军的给养，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屯田，以资军饷，因此形成了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元史》卷100《兵志·屯田》三）的局面。和林便是当时著名的边远地区屯田中心之一，中原和江南更为甚之。

　　尤其在大元末期，为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禁止汉人持有兵器；汉人、南人民户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带刀子的铁柱杖，概皆没收（《元史》卷105《刑法志》四；《元典章》卷35《禁递铺铁尺手杖》）；民间各庙宇中供神用的鞭、筒、枪、刀、弓箭、锣鼓、斧、钺等物，也均在被禁用之列（《通制条格》卷27《供神军器》）；就连农家生产上用的铁禾叉也严以禁用（《禁约军器》）。至元五年规定：私藏全副铠甲者处死；不成副的铠甲，私藏者杖五十七；私藏枪或刀弩者够十件之数的处死；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每副弓一张，箭三十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的销毁，中等的赐近居蒙古人，上等的贮于库，归当地行省、行院、行台执掌。如无上述机构设置的地方，则归达鲁花赤、畏吾儿、回回居职的执掌。汉人、新附人虽居职者无有所予（（《达鲁花赤提调军器库》）。对色目人的军器，有时亦加以拘禁。

　　在法律上，其条文亦渗透着民族压迫的内容。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朝廷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通制条格》卷27《汉人殴蒙古人》）。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典章》卷42《刑部·诸杀》）。由此可见，-者死的法令，实际上仅适用于汉人而已。蒙古官吏犯罪由蒙古官审理；四怯薛（禁卫军）及诸王、驸马、蒙古人、色目等人犯奸盗、诈伪，由大宗正府审理；汉人、南人犯盗窃罪(已得财者)均要刺字，或刺臂，或刺项，唯蒙古人不在刺字之例。

　　在民族政策上，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种制度来源于金朝，元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民族分化政策。蒙古人为第一等，其中又分为两部分，一是与成吉思汗皇族(属奇颜氏)同出于尼伦的蒙古人；二是被称为迭儿勒勤的蒙古人。

　　第二等为色目人。据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色目人中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图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31种（《辍耕录》卷1《氏族》，第130页）。书中所载31种色目人中亦有同名重出或异译并存之误。大德八年规定，除汉、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元典章》卷49《刑部·女直作贼刺字》十一）。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辍耕录》卷1《氏族》记载汉人有8种，即：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所谓汉人，在元朝有两种含义：一是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是指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是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的地区。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即元朝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的各族人民。他们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实际上，汉人、南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成分，蒙古统治者为了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其分为汉人和南人两等，利用汉人压制南人。

　　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各约100万人；“汉人”约1000万，南人约6000万。

　　四等人的-待遇及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居于统治地位，享有特殊利益的是蒙古人，色目人中的上层分子次之。他们是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汉人属第三等，也只是那些投靠蒙古统治者，为其笼络和利用的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待遇及社会地位仅高于南人而已，而广大劳动人民则与南人同处于被严重压制的地位。南人中，即使被委任为官吏者也是过着苟安的生活（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