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画田为井而以其中百亩为公田者。公田之制，《周官》未言。惟《诗·大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据以为周有公田之证，又申言其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考工记注》郑玄曰：“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孙诒让曰：“郑以《孟子》证邦国有公田，说未确。周之邦国亦税夫，不制公田，与畿内同。公田虽为助之正法，而据《夏小正》，则夏时或已有此制，盖其由来甚久。九服之中，疆索不同，容有沿袭旧制而未能尽改者。先王以俗教安，不必强更其区畛，故《周诗》有公田之文，此亦如《左传》定公四年所说康叔封卫，启以商政之类，非周邦国必制公田也。”

（三）不画井而但制沟洫者。

《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按此制与《考工记》不同。《考工记》：“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八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郑注：“此畿内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曰：“按《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后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是也；都鄙用助法，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朱子亦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然尝考之，所谓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拘于九，八居四旁之私，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者不可行，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后贡法可行也。盖自遂达于沟，自沟达于洫，自洫达于浍，自浍达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私环之，列如井字，则无间高原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言浍必曰八尺、曰二寻。盖以平原广野之地，画九夫之地为井，各自其九以至于同。其间所谓沟、遂、洫、浍者，隘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则又至于防田，必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川、浍、，亦不言尺寸。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水沟之下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

论周制者，必先知周代之田有此三种区别，而后知周制有因袭前代者，有因地制宜者，并非举全国方万里之地，限以一种法制，务令整齐画一，不得稍有异同也。迂儒论古，第知有所谓井田，并不细心读书，漫以为周代普天下皆为井田。好为新奇之说者，又据古书一二异点，傅以臆见，直谓古者初未尝有井田，此皆一偏之论也。《周官》本文不但田制有二种，即授田亦有二法。

（一）《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二）《遂人》：“辩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孙诒让曰：“《大司徒》上、中、下三等田制，与《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谓易，即彼所谓莱。但彼上地犹有莱五十亩，非全不易者，与此小异耳。”

按其制，则自一家受田百亩至三百亩，凡四等，无论何国，上地极少，必限以八家皆受百亩，则必天下之田皆为上地而后可，否则必有三家而居一井者矣。

周之授田，计口而食，以人之多少，就地之上下。

《周官·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郑《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孙诒让曰：“三等授地，自是较略之制，其细别差率随宜损益，不能豫定。《管子·乘马数》篇云：‘上地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亦以三等相壤。《吕氏春秋·上农》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据《吕览》说，是十人与九人数虽有益，而田不逾上等，足明三等授田制，约而无赅矣。”

民年三十有室者，授一夫之地。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有室者为余夫，授二十五亩之地。皆至六十而归田于官。

《周礼正义载师疏 》（孙诒让）：“受田之年，《经》无明文。贾据郑《内则》注义谓三十受田。陈奂云：古者二十受余夫之田，三十受一夫之田，六十归田于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归田，子必受田矣。按陈说足证郑义。盖夫家之名，起于一夫一妇，则受田者无论夫，余夫，年二十，三十必已取室，而后谓之夫。男子年二十，或已授室，则受余夫之田；至三十，而丁众成家，别自为户，则为正夫，受田百亩。若二十以上，或未授室，则从父兄而耕，不得为余夫。其已授室受田之余夫，虽年过三十，或尚从父兄，不自为户，则仍为余夫。古正夫、余夫受田之法，盖约略如是。《遂人疏》引王鸣盛云：‘余夫授田，上地田二十五亩，莱十二亩半；中地田二十五亩，莱田二十五亩；下地田二十五亩，莱五十亩。’”

工商之家亦授田而杀于农夫。

《汉书·食货志》：“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按此文未质言周制，惟《周官·载师》有贾田。江永引《汉志》以证之，并谓在民间为工者，亦予以田，如贾人之例。）

其地税，则以远近为差，而大致不过什一。

《周官·载师》：“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俞樾曰：“周税漆林独重，故《经》文用‘唯其’二字，见此不在常科之类。若至国宅，自甸稍县都率之。适合十一之数，何也？园廛二十，近郊十，远郊二十，稍县都十，其数六十。园廛税一，近郊税一，远郊税三，甸稍县都税二，其数七。是为六十而税七，稍浮于十一。然去国宅一分无税，则适是十而税一矣。”孙诒让曰：“《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是以年之上下为赋法轻重之差也。而《载师》任地，则四郊甸稍县都有十一至十二三等之法，是又以地之远近为轻重之差矣。周之彻法，盖当兼此二者。彻之云者，通乎地之远近，年之上下，以为敛取之法。”

其民之游者惰者则有罚。

《周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孙诒让曰：“宅不毛，田不耕者，盖兼惰民受田宅而芜废不治，及富贵家之广占田宅以为游燕者言之。凡惰民之不事事者，则令出征赋以示罚。”

按周代畿内之地依郑玄之说积百同九百万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余六百万夫，又以田不易、一易上、中、下地相通，定受田者三百万家^⑧，则天子兆民分受此三百万夫之地，自无不足之虑。六乡六遂仅十五万夫，尤不难于均给。故即《周官》论之，无论乡、遂、都、鄙田之井与不井者，皆为王官之所有，而均布于其民，其法实无不通，惟土地有限，人口日增，不能永久不变。后之人不能因其意而消息之，或徒徇私意而隳其制，或深慕前规而泥其迹，则皆后人之失，非当时立法者之过也。（周代授田之法，可参考庄存与《周官记载师任地谱》。）

周代授田之法，一以均贫富，一以通兵制，所谓寓兵于农也。乡遂十五万家，家出一人，各以七万五千家为六军。

《周官·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在历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小司徒》：“会万民之卒伍，……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其田与追胥，则壮丁皆出。

《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贾《疏》：“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者，谓起民役徒作之，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者，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田谓田猎，追为逐寇，胥为同捕盗贼，非唯正卒一人，羡卒尽行，以其田与追胥之人多故也。”

盖民居以五为起数，夫田以十为起数，军旅亦以五为起数，三者皆一贯，故无烦临时编制也。乡、遂之外，丘甸皆井牧之地，其数不同，则别有编制。

《周官·小司徒》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假定《司马法》为周之制，则丘甸十家出一人，视乡、遂之家出一人者迥殊，盖一以远近区其多寡也。按周制以师旅卒伍为正，《周官》之外，证佐其多。孔广森曰：古者车战，故赋舆之法，以乘为主。而《周礼》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不言其军数。以《诗》考之，军盖五百乘，乘盖二十五人，天子六军。而《采芑》曰‘其车三千’。鲁僖公时二军。而《閟宫》曰‘公车千乘’。五百乘为军，是其明证。周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之言辆也。二十五人而车一辆。百乘成师，则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军，而万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乡制军之数如是，其郊遂以外，井地制赋，所谓甸出长毂一乘者，与此不同。孙诒让曰：《司马法》丘甸出车徒之法，虽与乡、遂不同，而出车则亦以二十五人为一乘，与乡、遂无异。六乡之士卒出于乡里，而兵车、大车、马车出于官。六遂之士卒出于遂邑，车马牛亦出于官，所谓出兵而不出车也。若都鄙则车徒马牛及将重车者，并出于丘甸，所谓出车而兼出兵也。盖都鄙军籍虽不豫定，至有事征调及之，则亦必以都鄙之卒，配都鄙之车，其不能易伍两之制可知矣。《汉书·刑法志》称：“殷、周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盖就丘甸言之，未析言乡、遂之六军与丘甸殊法，此亦犹今之学者误认周之田制皆为井田，不知其有井有不井也。然兵制之起于田制、则、乡、遂丘甸之性质固有相同之点。国养民而不养兵，民为丘而不病国，此尤古制至要之义也。

 ⑧  《载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