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专言贡物，犹专为王侯立法，《职方》注重民利，则周代重民之证也。

（二）畿服。畿服之制亦沿于古，惟商时犹仅五服^④，至周而斥大之，为九畿，亦曰九服。

    《周官·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职方氏》：“乃辩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其地之广袤参考刘师培古代要服建国考^⑤，章炳麟《封建考》，可得其概。

（三）封国。周之封国，为说经家聚讼之要点，然其国境，大者不过后世之一府，小者乃等州县，无足异也。

    《周官·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

（四）王畿之区画。王畿方千里，四面各五百里，节次分之，其名甚多。

    《周官·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郑《注》：“五十里为近郊。”贾《疏》：“自百里以至邦国，分为五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县，五百里曰都，畿外邦国。”

    郊有六乡，甸有六遂，其制详后。

《周官》一书，虽不过官制，官规之性质，然六官之开端，皆以治地为言。

    《周官·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按《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皆同。）贾《疏》：“六官皆有此叙者，欲见六官所主虽异，以为民极是同故也。”

    故观《周官》，可知其时所最重者，实惟辩方正位，体国经野之事。右列之区画，散见诸于诸官者，似徒为此繁复之名数，而无益于-。然观其对于版图，测量、土壤、民物一一经画研究，则知周之治地，非徒注意于名数而已也。周之版图，大别有三：

（一）总图。其图盖具全国之形势，兼其民族物产者，虽其文未言图中符号比例若何，然其有比例符号殆无可疑。如：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辩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辩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司马》：“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财。”

    其图有广轮之数，且有九谷、六畜之数，则不但有比例，兼似附有物产统计表矣。周之官吏据此等图表，以经画天下，其非空言可知。

（二）分图。其图殆如今之一县一乡之图，可据以决狱讼，且可以定各地之形体，视总图尤有实用。如：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小司徒》：“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

    县鄙形体，据图以造，则其规画非徒理想，而必按照各地毗连之形势审慎出之，又可知矣。

（三）专图。其图各以一事一地为之，不涉他地他事。如：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辩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

《廾（中间断且无横出）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据此，知周代官府地图之多，地治之精密，实基于此，然徒观地图，无以知地之方位气象，则测量尤绘图之先之所重矣。周之诸官掌测量者，如：

    《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辩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其法可考《考工记》参观，

    《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朝夕测日，夜则测星，既辩方位，兼审土宜。其建邦国都鄙之慎重若此，于地事似已尽心为之矣。然司徒犹有土会、土宜、土均之法，正不止土圭一法也。

《周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⑥，辩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以土宜之法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辩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辩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赋，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

    分析土壤，剖辩物种，而民生国政于是乎定。盖人民犹建筑物，土地则其基址，基址未能辩别，建筑物无从著手。周之施政，注重地治，其条理精密若此，此固前古所无，抑亦汉，唐、迄今所未能逮也。世人谓吾国研究地学，始于裴秀、贾耽等人，然观晋、唐诸史之言，其于《周官》之制殆不过万分之一。故吾国文明，在周实已达最高之度，嗣又渐降而渐进，至今，则古制澌灭殆尽，而后群诧域外之文明。试即周代治地诸法思之，得谓其时无此事实，而一人撰造伪书，乃能穿穴诸官，使一一相应若此耶？

④  见于《书》者曰甸、侯、男、采、卫。

⑤  见丁未年《国粹学报》。

⑥  郑《注》：“会，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