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诗之存者，三百篇。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②。

而他书之相传为文王、周公所作，以及史家所记，诸子所述者尤夥，较之夏、商之文献无征，不可同日而语也。

周室之兴基于农业，此可以《诗》之《生民》、《七月》、《公刘》、《思文》诸诗见之，无俟深论。公刘居豳之时，仅有庐馆宫室及公堂。

《诗·笃公刘》：“于时庐旅。”“于幽斯馆。”

《诗·七月》：“上入执宫切。”“入此室处。” “跻彼公堂。”

至太王迁岐，始大营城郭宫室。

《诗·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③。……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迺立臯门，臯门有集伉。乃立应门，就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

故周之开基，断自太王。太王以前之世系，且不可深考，其事迹更茫昧矣。

《国语》：“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史记志疑》（梁玉绳）：“契十三传为汤，稷十三传为王季，则汤与王季为兄弟矣。而禹、契、稷三圣，共事尧、舜、禹十七传至桀，汤三十七传至纣，二代凡千余年。而稷至武王才十六传，历尽夏、商之世。武王竟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其谁信之？”

太王之迁岐，《诗》不言其何故，但述其走马而来。

《诗·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疑殷商时多行国，故择地而迁，行所无事。而诸书言古公避狄，其言至有理想。

《通鑑外纪》：“薰育狄人来攻，古公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菽粟、财货，不得免焉，狄人又欲土地。古公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古公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谓亡民也。’耆老曰：‘君不为宗庙乎？’公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夫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以其所养，害所养，吾不忍也。民之在我与在彼，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哉？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杖策而去率其私属，出豳，渡漆沮，踰梁山，邑于岐山之阳，始改国曰周。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举国扶老携弱从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旁国闻其仁，亦多归之。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颂其德。^④”

以之较今之持国家主义，-流血无所不至者，相去远矣。

殷商之世，教育发达，其人才多聚于周，而周遂勃兴。（此如西汉之季王莽兴学，而其人才为东汉之用之例。盖殷、商、新汉，皆帝王家族之分别，而一国之人不限于一时代也。）观《周书》、《史记》之言，周实多得商之人才。

《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

《史记·周本纪》：“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太颠、闳天、散宜生、粥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下至陶治柯匠之徒，亦为所用。

《逸周书·文酌篇》：“十二来：一弓，二矢、归射 ，三轮，四舆、归御，五鲍，六鱼，归蓄，七陶，八治，归灶，九柯，十匠、归林，十一竹，十二苇、归时。”

故周之士夫、野人，咸有才德。

《诗·棫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诗·兔置》：“肃肃兔置，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诗人但美归于文王后妃之化，尚未推见其远源也。且殷、周之际，不独男子多受教育，即女子亦多受教育者。如周之三母：

《列女传》：“周室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贞训率导，靡有过失^⑤。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太姒号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辟之事。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史记·周本纪》：“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

当皆受殷之侯国之教育，非受教于周者也。周之妇女，被后妃之化，亦能赋诗守礼，其时女子教育之盛可知。

《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小序》：“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小序》：“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列女传》：“《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来，妻恐其懈于王事，乃作诗曰：‘鲂鱼赪尾，王室如毁，父母孔迩。’盖不得已也。”“《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鄷，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以不正。夫家轻礼达欲，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礼不备作也。”（按《二南》之诗，多言妇人女子之事，然不知其为女子自作，抑男子为女子而作？此二诗，则《毛诗》、《鲁诗》^⑥皆以为女子自作，故引以证其时妇女能文。

男女贵贱皆有才德，故其国欲丕变，虞、苪质成，相形而有惭色。

《诗·绵》：“虞、苪质厥成，文王蹶蹶生。”《毛传》：“虞、苪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为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此周室代商最大之原因。故知虽君主时代，亦非徒恃一二圣君贤相，即能崛起而日昌也。

虽然周之兴固有民德之盛，而文王、周公继世有才德，亦其主因之一。文王之德见于《书》者如：

《书·康诰》：“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见于《诗》者如：

《诗·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皆可见其人立身处事，处处敬慎之状。周公之性质，殆最似文王，其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无在不含有戒慎恐惧之意。合观《诗》、《书》诸文，其原因盖有三端：

一则唐、以来相传之道德，皆以敬慎为主。如《皋陶谟》称“慎厥身修，兢兢业业”，《商颂》称“温恭朝夕，圣敬日跻”之为，皆从收敛抑制立论。似吾国国民性，自来以此为尚，与西人之崇尚自由发展者正相反对。文王、周公受累世之教育，秉国民之同性，故其言行若此。

一则历史事迹多可鉴戒，陈古刺今时时危悚。如《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诗·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类，皆以前人之不德，为后人之鉴戒。故文王、周公之敬慎 ，即夏殷未造之君臣放恣纵肆之反感也。

一则自古以来寅畏天命，常以戒慎恐惧为事天引年之法。如《商颂》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之类，是商人之心理也。文王、周公承受此说，益以天命不常为惧。故昭事上帝必矢之以小心。后世儒家、道家、墨家畏天、法天、事天之说，皆本于此。周之《书》、《诗》言天、言上帝者，指不胜屈，其渊源甚远，并非后世儒者假称天命以恐呸帝王，盖自古相承之说。君相之贤者，时时以此自励自戒也。综观《诗》、《书》之文，虽似含有宗教之意，而以天为勉励道德之用，非以天为惑世愚民之用，亦与宗教有别。

文王、周公之学，以《易》之卦爻为最邃。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易正义》：“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

盖伏羲画卦之后，累世相传，有占卜之书，至文王时，乃演其辞，而名为《易》。

《系辞》：“《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⑦？”《周礼》：“太卜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⑧。”

易，一名而含三义。

郑玄《易赞》：“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一也；不易，三也。”

有圣人之四，不专为卜筮之用。

《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故为吾国哲学书之首。夫以哲学家主持国政，是实吾国之特色也。

《中国哲学史》（谢无量）：“希腊柏拉图著《新共和国》，谓当以哲学者宰制天下而出政教。盖仅出于相望，非谓必可见诸实事也。独吾国自羲、农以来至尧、舜，皆以一世之大哲，出任元首。故在中国历史中，为治化最隆之世，后世靡得而几焉。”（按伏羲伏画卦象，无文字。尧、舜仅修道德，亦无著作。以哲学家宰制天下者，惟文王、周公耳。）

周公自称多材多艺。

《书·金滕》：“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

《尚书大传·康诰》称其“制礼作乐。”

“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

其于《诗》，有《七月》、《鸱鸮》、《常棣》、《时迈》诸篇。

《诗·小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焉。”

《国语·周语》谓周文王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据此，是《常棣》、《时迈》二诗，为周公之作，以《时迈》为周文公之颂。度《周颂》诸篇多出于周公，特无质言之者耳。

他若《春秋》凡例，

《春秋左传序》（杜预）：“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正义》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

《尔雅·释诂》，

《西京杂志》（刘歆）：“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进广雅表》（张揖）：“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释文》（陆德明）：“《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

其著作之多，前此所未有也。

三教改易，至周而尚文，盖文王、周公皆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其礼乐制度具详后篇。兹先述尚文之意。周之伐商，既大用武力。

《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商郊……誓己，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

《逸周书·克殷篇》：“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又伐诸国，征四方。

《逸周书·世俘篇》称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百弇命伐卫，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百韦命伐厉。又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蘑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周非不尚武也，比天下大定，始以觌文匿武为大政方针。

《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生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而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先王不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兹大。”仓葛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

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乐记》述其命意，略可推见法时之政术：

“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橐。’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稗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借，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

夫“倒载干戈”，“衅藏车甲”，似乎弭兵止戈矣，然“散军郊射”、“冕而总干，仍以武事寓于文事之中。盖明示人以右文，而阴教人以习武，即所谓觌文而匿武也。周公教成王《立政》以“诘尔戎兵”为言：

“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而巡守、告祭之《颂》，则称“戢干戈，橐弓矢。”

《诗·时迈》：“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小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

其心盖深知武图示国防之不可废。而开国之初，提倡尚武主义，则强藩列辟，日日称戈，其祸将不可止。不得已而为折衷之法，务以文化戢天下人之野心，其旨深矣！ 

①注：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②合《商颂》故曰三百五篇。

③据此，知豳之庐馆、宫室多近于土穴。

④胡注：“此《孟子》、《淮南子·道应训》、《庄子·让王》、《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诗·大雅·绵·毛传》文”。

⑤《史记正义》引此文作：“率导诸子，至于成童，靡有过失。”

⑥刘向治《鲁诗》。

⑦此可见从前不名“易”。

⑧是周之书名为《易》，以前之《连山》、《归藏》不名《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