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地区的核心区，社会的层级，显然易见。统治上层以宗教的诉求，建立其合法性。“琮”代表的具体意义，不在其是否象征天地的相近，而在于其宗教权力合法性的“法器”。“琮”本身有精粗大小差别，则代表的权力，也可能有差等。良渚大墓中，有象征权力的“钺”，而没有戈矛弓箭之属，则良渚的权力，似乎是不是由武力产生。“钺”只是代表刑罚的权力，未必代表征伐的指挥权。如果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生，即毋须诉之以武力的征伐。于是，负责组织与社会上层，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与一定的阶段，对于整个社会体系而言，可以具正面的协调与组织功能。但是，如果社会的上层滥用权力，狂妄的提高自己的地位，浪费社会体系共同的资源，则其上层能贡献的正面功能，即可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良渚遗址中，那些土堆的人造小山与广大土台，必须动员大量劳力；那些精美的玉器，又须消耗不少资源。这种现象即是魏复古（Wittfogel）注意到水利社会中可能出现的腐化过程。Josephy Tainter的报酬递减理论也指出，有效的措施与因应策略，在一定的规模与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产生正面效应，超过了一程度，投下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效应即不能有预期的增长。于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所得不如所失，原有为了因应需求而设立的机制，即由正面功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过重的负担，终于会拉垮原有的复杂社会体系。

良渚社会体系的危机，可能正在其文化最为鼎盛之时出现。在大量劳力投入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与祭祀中心时，在精工巧匠耗费心力，取得贵重玉材，制作精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