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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文化衰亡原因之推测

    玉器时,良渚社会上层领导功能就消失了。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一个历时久远,地方广袤的复杂社会体系,即使已有足够崩解的因,还须有最后的推力为缘,促使社会体系的改变。良渚文化末期面临的机缘,可能即是当时的新形势。新形势之一,海退已有千年之久,淡水冲洗的将不少原来斥卤的沼泽转变为肥沃的土壤,良渚文化发展的水利社会已不须有同样的规模。地域性的社区力量,已是以自己处理小规模的水利,例如如开沟灌溉排水之类的工程。这一种新形势只能推测,可惜不易有直接证据。

    另一种新形势则是青铜文化的冲击。良渚文化层叠压在马桥文化层的下面,两者是衔接的,虽然马桥文化的年代数据到不了距今四千年,离良渚晚期年代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史前文化渍变缓慢,文化差异也须有一段时期,才见其差异。马桥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出现了小件青铜制工具,如刀、凿、箭镞之类。在江苏宁镇地区发展的湖熟文化,吸收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其祖源,也与马桥文化一样,是良渚文化的一支继承者;湖熟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青铜工具,还有用于炼铜的陶{缶本}、陶勺,显示已有自己的铸铜工艺。

    良渚文化折入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显然青铜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原青铜文化影响及于东南,也当有其渐进的过程。江西新淦大洋洲的青铜器物,有明显的商代青铜文化影响,也有当地发展的土著风味。新淦文化的年代尚不会早于二里岗商文化之晚期,新淦与江南浙江之间,距离不远,有了新淦这样的青铜文化,足知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远达东南。良渚文化圈的余裔不会不受到这一存在于近处新事物的冲击。当然这一过程也是逐渐的。

    当然,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不必只由江西一路及于东南,山东沿海以至江北淮南,也可是东南感受青铜文化影响的路线。更重要的因素,当是青铜原料的来源。近年来,在皖南江西都发现古代几个遗址。例如,江西瑞昌长畈乡铜岭地区发掘一座大型采铜遗址。开采时期,从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现在一般视为商代早期延续到战国时代,有竖井平巷,斜巷的复杂,发掘路线以木柱木框为支撑结构。皖南地区的先秦古代铜矿遗址二十余处,主要分布于铜陵,南陵,繁昌,贵池等地的小丘陵地带,年代当可上溯至商代,下逮战国;一般而言,冶炼甚至铸造工作,即在铜矿当地进行。由于铜铁共生,因此这些古代矿址,在后来也即是铁矿所在。江西安徽的铜矿分布甚广,该区距离浙江不远,而且河川繁密:由鄱阳湖与长江水系的河川上溯,越过不高的分水岭,即可进入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也可经由长江下流进入太湖周围。这条道路,自古即有物质流通。举例言之,良渚文化的玉材,出自江苏溧阳天目山余脉小梅岭的透闪石矿。从溧阳到皖赣都不是难事,能由天目山余脉运玉到江南,也就能从皖赣运铜到太湖。皖南古代铜矿发现的许多陶器中,有黑皮陶,印纹硬陶的印纹,有云雷纹、米字纹、麻纹……,也有原始青釉的原始瓷器;凡此都是江南土墩墓中常见之物。皖南铜矿与江南的交通,昭然无疑。

    如果良渚文化的晚期,土地开辟,自然环境良好,江南人民已不难在自己当地生活,不须再依仗大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与水争地。同时,统治广大众的上层阶级,却好大喜功,不断征调劳力,构作陵墓宫殿与祭祀中心,也耗费人力,制作精美玉器,以保证这一统治阶层获得神佑。这一复杂社会组织的君民上下已不能相契,而且原有组织也已不再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良渚文化表的复杂社会体系已有足够要裂解的“因”。

    如在这个时机,别处青铜文化的信息进入江南,而且即在不远的江西皖南也有铜料可以供应江南。这时,青铜制作的斧锛刀凿,锐利易用,品质超越了原有的石制工具。良渚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如宁镇,即可有湖熟文化出现的契机,太湖地区即可有马桥文化出现的契机。这是促使良渚核心区失去领导权的“缘”,也因为良渚的核心不再能聚集足够的资源与人力,良渚文化的创造能力,也就因为因缘相生,从此而消失。

    以上的假设,也许可以说明良渚玉琮不再在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遗存中出现,因为这是良渚领导中心的专用象征。领导中心失去了维系复杂系统的功能,纲断而网散,一个大型的系统即裂解为许多从此独立发展的次级系统。一个独立的次级系统,也可能仍会模仿沿袭原有领导中心,借用其权力符号,也保持其文化资料。只是这些“小朝廷”具体而微,不可能掌握足够的资源,再造原有精美与宏伟。于是,假如再进一步推论,土墩墓是小社区领导阶层,为了模仿反山瑶山的土山,但是缩小了规模,也不能再有制作玉琮玉壁及以人殉葬。相对地,原始瓷器出现了,其光莹可以仿佛玉质;硬陶出现了,其花纹足以模拟青铜器的铸纹。于是,良渚文化的光华敛去,却化作点点繁星,撒在这些江南的土墩。毕竟,几个村落的人力,就地取土,也很能够堆筑一个土墩了。至于那些分布在太湖周边的小土墩呢?如果这些小土墩不是墓葬,而又似有长墙连结,则否可能某种边界的标志?土墩墓代表的社区系统,终究还是为聚合为较大的复杂系统。后来的吴越两国,在分别接受中原与楚国的影响,终于凝聚为春秋时期快速发展的国家。他们的组织形式,可能来自外方的刺激;他们凝聚实力的基础,则是良渚复杂本系裂解以后,却继续承其文化动力的无数社区系统。江南地区的百姓,在良渚社会上层离解后,生活的水平,似乎并不降低,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夹砂陶的用具外,又添了硬陶与原始瓷的器用。在青铜文化的农具工具,应比石制更合用。农业、丝织继续发展。东南人民在良渚时代显露的创造能力,并不减低。西周以后,以东南所受青铜文化的影响说,东南并不只是输入外来产品,也有当地自制仿制品,及完全自制当地发展的纹样形制。东南精工巧匠,更在铸剑工艺,发挥尽致,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吴越的国家组织,虽受晋楚的影响,但都在短期内即能腾跃为霸权:若没有东南长期累积的资源为基础,也不可能有如此实力。良渚文化如耀目的星爆,本身一闪即过,由此储积的文化能力却为后世继承,蔚为东南方化的谱系。

     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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