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对南归的解释，当时就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史学家李心传指出下列疑点：一，秦桧与何栗、张叔夜等官员一同被拘，为什么唯独他能逃归？二，燕山至楚州二千五百里，楚州至京又有千里之遥，途中通河越海，难道无防禁之人？三，如金人只令秦桧随军，必留其妻子为人质，怎么可能让他夫妇同行？四，刘靖既欲图其包裹等物，说明必有可观的随身之物，这哪会是“定计于食顷之间”的仓猝出逃？还指出，如果了祀果真数次不见秦桧，那么秦桧得势后必定会加以报复。但事实是，秦桧为相，丁祀即得提升，而且它运亨通，权倾一时。秦桧是如此宽宏大量的人吗？这只能说明他的“脱险记”是不可信的。

　　秦桧的南归实有可疑之处，再加上他专权后力主议和，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向金纳币称臣，完全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因此，包括《宋史》在内的许多史籍，都认为秦桧是“挞懒纵之使归”，“俾得和议为内助”的。

　　秦桧真是金人放归做内奸的？此说虽能言之成理，却查无实据，因此，秦桧神秘的南归，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