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大利”的反而是“天下之大害”。我们一方面要实现“天下之大利”一方面要消除“天下之大害”。墨子以为天下的大害，莫如大国之侵略小国，大家族之欺凌小家族，强者智者之压迫弱者愚者，以及一切伦常间的失欢失德，总而言之，即人与人的冲突。墨子推寻人们冲突的根本原因乃在彼此不相爱。假如人人把全人类看成与自己一体，那里还有争夺欺凌的事？所以墨子又提倡“兼爱”，那就是说，对世上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地爱，不因亲疏而分差等。

反对墨家的人说道：兼爱诚然是再好不过的，可惜只是空想，不能实行！墨子答道：天下最苦的事，那里有甚得过“赴汤蹈火”一般的苦事。反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所得的报酬真是“一本万利”的。假如有以身作则的统治者拿奖励战死的精神奖励兼爱，拿惩罚逃阵的精神惩罚不兼爱，而社会的毁誉又从而援应之，那怕人民不“风行草偃”地趋向兼爱？所以“上同”是必要的。

在圣贤的统治之下，大众“兼相爱，交相利”；“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待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整个社会里，没有贫富劳逸的不均，没有浪费和窘迫的对照，没有嫉妒，愁怨或争夺，这便是墨子的理想社会。

墨学在汉以后虽无嗣音，它的精华已为一部分儒家所摄取。所谓“大同”的观念即儒家讲*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见于战国末年所作的《礼运篇》中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