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确是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了。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诸文，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逊色"的问题。难怪早在五六十年前，傅雷就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了(见傅雷《张爱玲的小说》）。不错，张爱玲仿了不少《红楼梦》的句式，你在今天台湾几乎任何一位成名作家的文字里，也都可以读到不少熟口熟面的"张爱玲句式"。内地作家则是另一番样貌：你从今天苏童、格非、叶兆言、须兰等人的作品中，简直处处都可以读出"张爱玲"。苏童就曾一再为此抱怨说：他在写《妻妾成群》以前，从未读过张爱玲，谈不上受张的影响。我曾当面向苏童求证过这个看法。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正如写大家族的兴衰存亡，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等，无人逃得脱《红楼梦》却无人可及曹雪芹一样，写旧时代庸常男女的庸常恩怨，从题材、主题到人物、氛围--末世情怀，洋场懒梦，旧人旧物，死亡败德，张爱玲一下笔就把它写透了，写尽了。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一出，仿如文学上的一记死吻，后人在相近的题材内便很难逃出它的"死亡之相"了。连同张爱玲自己，日后无论创作与人生，也都被那种深刻的"死相"所笼罩住了。如同西方的玛丽莲·梦露、猫王、詹姆斯·甸，正在巅峰、死在盛年而愈为世人迷恋的道理一样，我敢说，张爱玲设若死在二三十年前，其作品的魅力至今不会稍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张爱玲似乎从来不怕死，在她的文字言谈里，"死亡"于她也从来不成为一个诅咒的字眼--她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如同死亡一样孤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如同她的生存方式一样孤绝的死亡。就这一个意义而言，张爱玲数十年的"虽生犹死"，就是一部世间难得罕见的奇书。就死亡、末世、畸异、虚空等等意象的营造来说，惟一超过了她以往作品所提示的高度的，就是张爱玲自己的生命现象本身。据在内地经营书店的朋友告诉我，自张爱玲逝世以来，张爱玲的书始终是国内书市中文学类书的热卖品。更不必说，台、港、海外华文界持续多年不衰、每因偶事触发便升温的"张爱玲热"了(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夏志清在香港杂志连载刊发了他与张爱玲之间的数十封通信，就曾引起过文化界相当的关注)。　

　　张爱玲，因为她的死，反而重新真正地在她久违了的现实世界--尤其在中国内地，活生生、泼剌剌地活了过来。她的作品、她的装扮、她的为人行状，甚至她修补过的牙齿以及丢弃过的垃圾(曾有仰慕者根据她的牙医记录和丢弃的垃圾追踪她的行踪)，都纤毫毕见地活现在读者面前了。记得有几天夜里读张的《传奇》--《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诸文，久久浸-在已死的张爱玲的早已死去的世界里。忽然又从《张爱玲文集》中读到她写于1980、1990年代的文字，读到她谈内地"伤痕文学"、谈芭芭拉·史翠珊的歌，特别是提到自己也熟悉的身边的人和事--比如美国NBC电视台的节目、曾在哈佛教授中国古典小说多年的美国汉学家韩南等等，这种忽然被强行拉近的距离蓦地让我生出一种恍惚，觉得张的活着的魅影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好像还是由龙应台陪着她一起来的，正和我促膝细论着红尘俗世间的营营种种。--张爱玲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她的扑朔迷离的生命与文字，又营造出另一个真假魅惑的世界了。　

　　张爱玲的意义，又绝非一个叙述魅力这么简单　

　　都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功力了得。我时时觉得她的文章是写在针尖、刀尖和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嘈切。翻开《传奇》，随便拈出几个句子，在在都是顺手拈来却凡人难及的。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读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以后，盛赞苏童是"张爱玲以后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大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于苏童的近乎"溢美"的至高评价。可见，张爱玲的"叙述魅力"，是多年来两岸新进作家们心仪的一道高标杆。就文字触觉的飞扬灵动而论，斗胆地说，张爱玲，恐怕是曹雪芹之后，汉语文学中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了。我自己，读张爱玲的小说如同读《红楼梦》一样，可说是又爱又恨。爱读，怕读，文字的诱惑力太大，怕一不小心就染出一笔的"曹味"与"张味"来--虽然"张味"即自"曹味"而来，却又自成一种大格局了。太雷同什么伟人的"味儿"总是要让人生厌的，张爱玲小说中某些太像《红楼梦》的句式也如是。仿走了眼的"张味"最容易沦为"文艺腔"，我在台港作品中读到许多诸如"她那苍凉的背影"、"你是我今生的传奇"之类的句子就禁不住要皱眉头。前些年我对《废都》一直无法喜欢起来有许多原因，技术上，就在于它太多的"伟人味儿"、"名著味儿"。"五四"以来，运用汉语白话文写作而语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举出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愈到世纪之交--汉语白话文的写作历史刚刚贯穿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现代汉语史就愈来愈难忽略她--张爱玲。我想，张爱玲的意义，又绝非一个文字技巧、"叙述魅力"这么简单了。　

　　"个人即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张爱玲这一段话，原是写在一九四六年再版的《传奇》前言中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著名评论家、哥大教授王德威在他那篇评论苏童、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一文引用过以后，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众多关于中国社会"世纪末"现象讨论中被广泛引述的、"定义性"的文字。若说"前卫"，在世纪的中叶就点透了末世的荒凉，确是"前卫"之至了。出身满清官宦世家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走向毁灭，有一种逼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机先的预言。今天一般人印象中的张爱玲，容易把她归入"闺房作家"一类。写庸常男女之间的勃蹊，大的悲愁之下的小计算，她确是落笔精微而处处生彩的。但张爱玲笔锋间常有一种史笔，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间世"的况味，一股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却容易被人忽略。读《倾城之恋》，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傅雷曾赞叹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同上引傅文)在香港轰炸的夜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片荒芜废墟间拥被度夜，这堵墙的意象再一次出现。有了这堵墙，张爱玲在白、范各怀心绪、缠绵悱恻的爱恋纠葛中便托出了一个大的背景，使得终篇那段"伟岸"的文字有了依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下去。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忽如奇峰突起而又举重若轻，文气至此陡见天苍地白却又戛然而止。让人读来一唱三叹，真是过瘾无比。顺及，张爱玲爱听戏，特别爱听粗厉狂野的西北高腔"蹦蹦戏"，这恐怕也是超乎一般人想象的。读张的小说，其峰回路转、疏密张弛的节奏韵味，是很让人有听老京戏中言派老生、程派青衣一类的享受的。　

　　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一段公案　

　　张爱玲一再声明过她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过-"。她的稍具"-倾向性"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在她的作品中非属上乘之作，她自己也屡屡表示不以为意(但今天读来，我以为，仍旧属于同类题材中独具人性深度的作品)。其实，那些写于刚刚逃离劫难的文字，不过是她一贯的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的还是哲学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余烬录》，一九四四年)，作一次文学上的明确拒绝罢了。这与她在小说走红的当时，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的拒绝是相一致的。张爱玲是一个不愿意接受"指导"的人，同时也无意为任何的党派、人群做代言，其中也包括"非共"、"*"的一派。在不久前夏志清整理公布的他与张爱玲的通信中，张曾提及：五六十年代间，张爱玲在美国为《金锁记》等作品的翻译出版奔波，曾遭遇多家出版社的退稿。有出版商云：这些作品如此揭露中国传统家庭的黑暗，不就像是-党的宣传吗？张在信中愤然道：就像鼻烟壶、小脚之类，他们欣赏的，正是我要撕碎的(大意，见《明报月刊》2000年连载)。可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张爱玲视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出于善良的用意还是贬损的目的，都是对张的曲解和低视。　

　　在日伪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忽如一颗文学彗星骤然照亮了当时寂寞的文坛，曾引起过左翼文化阵营特别而善意的关注。上引的傅雷文章便是其中之一。柯灵、夏衍等人出于当时"进步阵营"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甚至曾经为张爱玲"设计"过她的文学道路，比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等等(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则一直用一种委婉而决断的方式，对这种"关怀"表示敬谢不敏。今天对照着重读张爱玲回应傅雷批评的那些文字，你不能不承认，年轻的张爱玲在当时对于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与文学的定见上，实在又比苦口婆心劝张爱玲写"英雄"、写"悲壮"的傅雷，要深刻、明晰许多，完全是站在另一种人性高度，在另一个话语层次去思考问题了(客观地说，傅文在左翼文评中，又算极难得的温和恳切之作了)。我甚至怀疑：当时"关怀"张的左翼作家们是否读懂了张文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据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看法，认为张回应的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很不礼貌"。实际上，张爱玲的这篇《自己的文章》，不但写得礼貌而且大度，是一个成名作家坦诚剖析自己的文学观和人生观的严肃文字。只不过，她对"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认识，她对"时代却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观感。　

　　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恐怕光凭"爱穿奇装异服"一条(更别提"汉奸文人"了)，就足够让她"背过气去"好几回。连当日翘待"河清海晏"的柯灵日后都感慨："张爱玲留在内地，肯定逃不了(文革)，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同见《遥寄》文)。只是这"无谓牺牲"一语，放在本文讨论的语境之中，显得有点滑稽。　

　　重读张爱玲，还让我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向来的固执：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于内容，高于内容。"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当年傅雷对张爱玲一片苦心的开导规劝，关于"技巧对于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于"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于"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都不能不说是言深意确之语。但是，我又深自庆幸张爱玲的我行我素，从一开始就答曰：NO！一以贯之地那么"技巧"、那么"狭窄"、那么"词藻光芒"地写着，活着。多少年过去，今天谁能说，文学中与人生中的张爱玲，缺乏"深度"与"实质"呢？深度已经内化在"张味"十足的形式(包括生存方式)之中了，而"张味"也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实质"本身。从"正确"与"不正确"的角度去讨论文学是笨拙的。且不说，那些内容一贯很正确的作家及其作品，大多是一些乏味的写作，今天早不知道消散到哪儿去了；同理，有些内容"正确"得让人乏味生厌的作品，设若形式上乘，便仍有可能具备高于内容的美感魅力。"文革"样板戏中今天仍让人琅琅上口的那些唱段和片断，即是一个例证。--形式，就是这么一种古怪的，"不好惹"、"大不吝"的东西。由此，回看今天汉语文学中对于许多争议话题的讨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增添一点除了"正确"之外的视角与眼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