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成就，还在于它对历代典章制度有明确、清晰的分类以及在分类上表现出来的逻辑结构。从今天的认识来看，《通典》九门编次的逻辑顺序是：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先中央，后地方；先内地，后边疆。杜佑认为，-的首要目的是"行教化"，而"行教化"必须使人民"足衣食"。作者引用《周易》、《管子》、《论语》的论点以证己说，进而指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基于这一认识，故《通典》一书的逻辑结构是："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作者对此非常重视，他希望："或览之者，庶知篇次之旨也。"可以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活动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的高度重视，并在历史编纂上作出这样的处置，是《通典》的首创，是中国古代史家在历史认识上的重大进步。

　　《通典》的成就，又在于它贯穿了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作者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政策上的借鉴，而不是为了恢复"古道"。杜佑指出：从总的形势看，"圣唐之盛，迈于西汉"。他认为正确的政策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关键的作用，"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他列举历史事实证明：封国之制的削弱，是必然趋势，"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华夏族也有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夷狄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这个文明的程度，是由于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那种"贵中华而贱夷狄"的观点是不对的等等。《通典》所反映出来的这些认识，有些是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历史理论的最高成就的。

　　《通典》的成就，尤其表现在它的"经邦"、"致用"的宗旨。作者杜佑自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而强调学以致用。他明确指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就是说，撰写《通典》，本为施政所用。由于《通典》的撰写，伴随了他的五分之三的宦途生涯，故-实践的感受，有助于他的历史认识的深化；而历史认识的深化，则更加明确了-实践中的取舍氛择。因此，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既蕴含在《通典》之中，也反映在作者的-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杜佑是一位精通-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洞察历史的-家。

　　《通典》问世后，时人认为它有"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的作用，认为其所载"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说它"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直到清代，乾隆皇帝还把《通典》视为"恢恢乎经国之良模"。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在《通典》之前，关于制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仪礼》、《周礼》(《周官礼》)和历代正史中的书志。杜佑"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创造性地撰成综合性制度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后世所谓"三通"、"九通"、"十通"，都与《通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