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

    关于中国社会形式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有许多意见有进化主义、机械主义、多元主义的倾向。

    胡适、钱玄同等人断定中国史的开幕时代是殷商，而且一开始就是有阶级的国家制度的“文明时代”。他们从实验主义出发，无视那些关于有巢氏、隧人氏以至夏代的神话传说所能说明的原始公社制的诸特征，自无足怪；但他们又同时忽视周口店、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处地下出土的旧石器时期的遗存，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新石器、金石器时期的遗存，这表现了实验主义的方法的极端唯心主义的本质。而他们又都采取了安迪生等人的文化外来说的谬论。安迪生等人，是以帝国主义代言人和侦察员的资格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其主旨在说明所谓“西方文化”的支配地位——反映着帝国主义奴役其他民族的宣传作用。其实那些遗物不只能与中国传说时代的神  话相结合，而且已大抵能证实它们是中国民族在原始公社制时代的遗存——  自然，继续从地下去从事科学的系统的发掘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而我们也有些人误信安迪生的说教，正表明了百年来殖民地文化对中国学术研究  (乃至文化生活)的支配作用与恶劣影响。

    对中国新史学研究有相当贡献的郭沫若先生，也曾经以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殷代为“开幕期”，为石器时期，断定殷代为氏族社会，我认为是值得商讨的。但郭先生的这种见解和胡适等人在基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