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

   关于奴隶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间的论证，郭沫若先生首先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估定西周为中国奴隶制度时期；我在拙著《中国社会史纲》中，认为殷商是中国奴隶制时期，西周则系由奴隶制到封建削的过渡期。继则有王宜昌妄论自春秋至秦汉为奴隶制度阶段；沙发洛夫在其所著《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中，竞否认中国史上的奴隶制度的阶段，而以秦汉为所谓“封建奴隶制”；陶希圣及其“一群”的见解，又以秦汉为奴隶制；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仅只把郭沫若先生的西周奴隶制度延长到战国(按郭先生后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也肯定殷代为奴隶制)……。以中国历史为同一对象的研究，结论却是这样的不同。然而在抗战前后，问题便渐次明了。何干之在其《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及《中国启蒙运动史》两书中，翦伯赞在其《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都承认殷商为中国史的奴隶制时期，《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的作者们，也提及这个结论，虽则何干之曾指摘我没有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奴隶制作统一的考察，实则由于他没有看见在其大著出版前出版的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只是日本法西斯的代言人秋泽修二，在其所著《东洋哲学史》及《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又以西周到秦汉为中国史的奴隶制时期，由汉(元帝)至唐(玄宗)为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千年”过渡期，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平行发展的时期，元代是中国奴隶制再现的时期。向林冰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一书中，也误采了秋泽的歪曲结论。

    诚然，自西周直至元代，奴隶制残余的存在，都是相当显著的，不单存在着家内奴隶，而且有参加手工业与商业等劳动的奴隶，直至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