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苏联、在中国、在日本，都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论争中表现了多种不同的意见，大致可分为如次的几种见解：

    (一)认为马克思所指出的“亚细亚的”社会，系意味着东方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式；(二)认为系不同于奴隶制而又与之平行地结合的一种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三)认为系意味着东方封建社会的特殊性，或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东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色彩；(四)认为系意味着先于奴隶制即氏族制的生产方式，或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的过渡期的生产方式；(五)在清算马扎亚尔的“水”的理论的过程中，具有支配意义的戈德斯等人的见解，却根本否决了所谓“亚细亚的”问题。然(一)、(二)两说，显然误入了历史多元论的歧途；(三)、(四)两说，不但不能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也不能符合历史发展的具体内容；戈德斯等人的见解，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

    关于奴隶制度是否为世界史共同经过的一个阶段的问题，当时许多所谓历史家的见解，一面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与日耳曼的封建制看作两种平行的制度，不肯把它们看作在历史发展过程上的两种社会制度的相互交替，不了解后者是前者的承继、由前者到后者是一个革命的突变；一面主观地断定希腊、罗马以外的世界史各部分，奴隶制都不曾构成为历史过程的一独特的阶段，并从而曲解恩格斯所说的“家内奴隶”的论点。这些意见，无非是史的多无论的化装。

    关于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因为那不但不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具体的根据——商业资本不能代表何种生产方式——从而在理论和史实上都不能作出何种论证。这种穿上半件历史唯物论外衣的半实验主义的历史理论，不但是波格达诺夫的折中主义的贩运，而且企图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掩盖封建势力的保守性，在为中国买办资本从而为帝国主义说教。然这在当时，就已经受到历史科学的裁决，为广大的青年群众所抛弃和斥责。

    最后归结到现阶段①的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结论：(一)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二)中国还是封建社会；(三)中国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则前两说都没有从支配国民经济领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生产方式、即社会基础上立论，而是纯然无耻地在反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说教。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论者的-隐密，是在提倡国内革命诸阶级以至诸阶层的内战，反对国内革命诸阶级以至诸阶层为民族民主革命而统一团结，从而取消中国革命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封建社会论者的-隐密，则在排斥民族解放运动中之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地位和力量，也同样地归结到取消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团结的必要，从而也同样归结到取消反帝的要求。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过程证明，只有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结论是正确的。

    问题不是单从理论宝库中搬弄文句所能解决，而要从历史自身的具体内存上，从人类的实践中，先进阶级和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实践中，才能得出和考验正确的结论，确证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

    自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自“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武装进攻中国后，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意识形态的斗争跟着深化，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斗争也跟着深化了。在这种深刻的斗争中，给人民揭发和维护真理，指明道理。

    从而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中，对前此留下的请问题，便一一达到正确的——至少是进一步的——结论。关于奴隶制阶段问题，特别在清算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文献中，已达到完全正确的结论，再无人否认奴隶制是世界山各部分的共同必经的阶段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在苏联、中国和日本，以科列瓦夫为首的结论，驳倒了戈德斯等人的结论，对这一问题至少已达到接近正确解决的程度。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再也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只当作历史研究课题中一个解嘲的术语而被忆及了，只不过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主义效劳的小丑的罪恶的遗迹了。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除去日本法西斯的侦探和汉奸以及一些见解幼稚的人们外，再没有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结论表示怀疑了。在民族抗日革命战争的旗帜下，全民族抗日各阶级阶层的统一团结，为民族解放而共同斗争的-现势与实践进程，百分之百地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结论的正确，指明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实践方向。

    同时，从“九一八”到“七七”这一时期，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一方面应用新的科学方法的史料整理工作，业已开始，特别是郭沫若先生已经作出了相当的成绩；一方面从或试图从严谨的正确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的具体的系统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复现活生生的历史的具体性和体现出它的规律性——的著作，已相继产生，这些著作，为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已发生了应有的作用，对世界历史科学的研究也已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现在所提出的，已经不是过去的旧问题，而是一些新的问题了。(一)已不是奴隶制度是否在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史)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独特阶段的问题，而是其存在的时间问题；(二)“亚细亚的”社会问题的重新提出，除少数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外，也不是旧问题的重复，而是问题的新发展；(三)重新提出了所谓中国社会(以至东方社会)“停滞性”的问题；(四)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的估定，虽则多数学者已达到共同的结论，然而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五)又重新提起丁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请问题或关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任务的实践过程中，都将一一受到鉴定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