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应用史学，如《春秋》，它“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事，以为天下仪表”。利用鲁国史事，正名分，“拔乱世，反之正”。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是明确的，但又是在叙述历史。东晋人习凿齿撰《汉晋春秋》，是为了用历史来制止大司马桓温造反。“是时，温凯觎非望，凿齿在(荣阳)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也属如此。我国古代最有名的应用史学著作，当推《资治通鉴》。司马光自叙此书之目的，在“上助圣明之鉴”。《进书表》又规劝神宗“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宋神宗很理解司马光的著作用意，故赐名《资治通鉴》。这是史学界所熟悉的。古代史家中，从理论上最强调应用史学的是章学诚。他感于乾嘉考据派史学“不复计其实用”，而力倡“学为实用”。他说：“不知当代而言好古”，“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都是根本不懂史义的“鞶{巾兑}之文，射覆之学”，也就是仅作装饰、毫无价值的游戏文字。近代的梁启超，也是强调史学之应用的。他说：“研究历史也同做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给现代人应用。”当代的，如近年来一些报刊约人写了不少关于古代官吏考察、精简机构等历史论作，以为当前-提供历史借鉴。以及以提倡爱国主义为目的，而去从事的历史研究，等等。应用历史学的大量存在，也是毫无问题的。既然带着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直接目的，则应用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现实性，自然比基础史学更为浓厚强烈。亦不必多说。下面我们来进一步研究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理解的应用史学的另外几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对象。

    在古代历史家那里，人类的生产活动被排除在历史内容之外。有少数史家虽然注意到某些经济现象，也只是从统治阶级的财政着想，附带地看到。因此古代史家的应用史学，象前面提到的《春秋》、《汉晋春秋》、《资治通鉴》等应用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资产阶级的应用史学那里，也大体如此。解放后，我国史学界相当长一段时期流行的基本口号，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今天看来，仅用为无产阶级-服务来规定史学的全部目的，是太狭窄了。我们说过，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史学作为现社会的一个分工领域，它当然不仅同-，也能同社会的其它各个分工领域发生联系，为它们服务。生产力是现社会的物质基础，应用历史学无疑应根据当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提供历史经验。大到可以去具体总结某一社会、某一朝代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当时社会组织生产的一些有益经验；小到可以为一条铁路、一个工厂的建设，而去考察该地历史上的水文、地质、地震等情况，以供有关的生产和设计部门参考。生产关系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应用历史学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尤其是资产阶级管理社会和生产的某些历史经验，无产阶级史学家是完全可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需要去进行批判地总结的。应用史学还可以为其它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服务，比如为哲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以至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领域提供历史知识，还可以为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服务等等。这样的例子简直多到不用胜数。毫无疑问，历史学还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且，-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分工领域，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领域之与社会物质经济基础发生联系，也常常通过-为中介。故历史学为现实社会其它领域服务，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为-服务体现出来。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史学为其它社会领域服务，也并非一律须通过-，这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况且，-也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本身不能成为全社会服务的根本目的。因此，用为无产阶级-服务作为历史科学的总方针，是不全面的，也就极易产生各种偏向。提历史科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显然更加科学。即使基础历史学，也可以包括进来。

  第二，应用史学为现实服务的途径。

    应用史学既可以为一切现实领域服务，则其具体服务途径便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基本说来，主要是两途：一是根据现实中-和社会需要，选择有关的历史课题进行研究，为现实提供历史根据或借鉴。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便是这样一部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提供历史借鉴并起了重大作用的名著。现在，我们党提出了为保证我国建设事业顺利向前发展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都是在丰富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史学界已有同志从中国近代发展历程写出一些论著为此提供历史根据。象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均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史家只要下功夫，便可写出极有分量的史学专著。目前党正在号召史学界从爱国主义教育人手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史家根据这种需要，一定会发掘新的研究领域，写出丰富多彩的史学论著来。应用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另一基本途径，是将基础史学研究获得的科学成果，根据当前社会需要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前文说过，基础史学研究不带史学以外的现实目的，但并非无用，而是备用。应用史学则可以根据当前-和社会需要，将溉础史学总结出的一些合乎规律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科学的历史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中。象我们已经整理出来的一些较系统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部头较大或较专门的有关世界或中国的通史、断代史、专著，读者范围毕竟有限。应用史学则可以有针对性地普及其中的一些对现实直接有用的知识，当然，它还可以补充和进一步发挥，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第三，应用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点突出。

    应用史学的目的主要在满足现实-和社会的某种需要，便需具有某种现实针对性。这种针对性要求应用史学在上探历史时，自然会突出与现实需要有关的重点，这同基础史学有明显不同。基础史学的目的在认识历史。因此，无论写的是通史、断代史、某一历史侧面的专史，以至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现象，都要按照自己提出的任务，全面地占有材料，向人们提供有关该研究对象的尽可能完整的全面的历史真理。基础史学要求系统、全面、完整。当然，这种系统、全面、完整，也视研究对象范围广狭而有所不同。应用史学的特点则是重点突出，它可以专取与现实需要有关的史事，进行研究和阐发。古代的应用史学，以《资治通鉴》来说，司马光写此书的目的，是为朝廷提供治道。因此，选材便“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同《史记》便不同。司马迁的目的在整齐故事，察王迹盛衰，通古今之变，故要求系统地讲清历史。虽然上古之世，由于资料缺乏，缙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也要尽可能根据所掌握材料，勾划出一条粗略线索。司马光对上古史并非不知道，从他写《历年图》、《稽古录》，便可看出司马光是熟知上古掌故的。但他写《资治通鉴》，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为什么呢?这有各种说法，最有力的还是《资治通鉴》本身。这一年，魏、赵、韩三家分晋，原系蔑君犯上之举，理应加以惩罚。周威烈王却亲予三家宠秩，准许位列诸侯，司马光就此事作了一篇长论，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以此而促成天下用智力相雄长，导致东周之衰和七雄分裂。司马光借此在《通鉴》一开篇便告诫神宗：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一定要执礼，重名分，方可纲维世道。专门研究《资治通鉴》的张须，对此点看得甚透。他说：“温公《通鉴》，本为用之奏御而作。既托始威烈初命三晋为诸侯，以见一部大书，非同苟作；又为论以发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言之谆谆，殆与经筵讲义同其性质。捞之经义，皆《春秋》之旨也。”这对《通鉴》开篇之旨，揭示得甚为明快。可见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主要目的并非在写一部中国通史，而在切合宋室之用。故首先在时间断限上，便突出了现实需要。另则，就在《通鉴》所记的时间范围内，司马光也只突出与盛衰治乱有关的-史实。经济、生产方面史实，当时史家基本上都见不到，便不必苛求司马光了。即如哲学、文学、教育等文化方面史实，司马光认为与治道无关的，也多不录，故前人有“《通鉴》不载文人”之说。就应用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看，这样地突出重点，只要不歪曲所取事实，本属无可非议。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著作，在叙述和评论史事时，同样可以根据现实需要，突出与此有关的重点。史家如要写一部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近代史学专著，自应围绕这个题目搜集有关史料，突出有关史事，其它史实则可以少讲或略而不提。史家为了配合爱国主义教育，选择写一位历史人物，如岳飞、戚继光、林则徐，当可以突出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林则徐抗击和警惕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我国的史实，对有关岳飞、戚继光、林则徐镇压农民起义及其它史实，当然也可以从略以至不提。

    下面我们想指出，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和剥削阶级应用史学及影射史学的根本区别。

    首先，服务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各个不同的阶级，以至某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运用历史知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影射史学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目的服务。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现实-立场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道理是用不着多讲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应用历史学要求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内在统一，既要尊重史实，又要有批判精神，这是任何没落的剥削阶级史学所不具备的。这里包括两个方面含义：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要求尊重客观史实，反对为了一时的需要去歪曲史实。剥削阶级的应用史学除了极个别态度严肃的史家，大都经常为了贯彻自己的目的而去歪曲历史，司马迁、刘知几便都指出孔子所修《春秋》对史实的有意歪曲：“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狞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时贬损之义。”封建史家为着某种-目的而有意歪曲史实者，自然不仅《春秋》，而是大量存在的。至于资产阶级随着历史地位的日趋没落和反动，将史学变成任意虚构的商品，以及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动自己信徒，历史研究要立足现实，搞七真三假那一套伪科学，便更是对历史学声誉的败坏。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决不能这样对待历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尤其是-，更必须经常随条件变化而改变，以获得成效。唯如此，才是有利无产阶级的高明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史学，当然要考虑这种变化着的需要，来选择适当的历史课题。选择什么，不选什么，自须费斟酌。对于自己选中的课题，当然也可以为适应现实需要，突出有关历史事实的重点。但是，史家一旦根据某种需要确定下研究课题，那就必须尊重历史，从事实出发，揭示和阐明历史的客观真象和发展，而不能强令客观历史以就自己的主观。求真是史学的精髓，史学不同于文学和艺术。文艺能够陶冶和激发人们的情感，它也为现实所需要。但人们不会照着文艺家们夸张渲染的那样去做。史学是向人们提供科学的历史根据的。唯有真实，它才能真正有用。王夫之曾说过：“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徵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抵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对王夫之这段话，自应批判看待。但他指出写历史必须信而有微，才能真正为人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历史经验，却是对的。我们搞应用史学的同志，必须明白，只有尊重史实，具有科学价值，才能真正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切实有用。人民也才尊重这样的劳动成果。其二，马克思主义应用历史学要求批判地对待历史，反对简单地以古为镜，搞历史垂训主义。封建时代的史学，尤其到唐代统治集团提倡以古为镜，善为楷模，恶作鉴戒。司马光是不赞成孔子那种歪曲史实的春秋笔法的，但也主张直书实事，以为帝王将相们悬一面镜子，作模仿和摒弃的标准。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编《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录古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要明神宗“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神宗降旨说，一定要“法古图治”。虽然封建时代已有思想家看出古今是非标准不同，故不应以古代的人和事，作为今人的行动楷模，如李贽。然那时人们基本上是以史为镜的。一般说来，只要封建社会基本性质不变，以史为镜的垂训主义，也就大致可以行得通。他们用不着批判的态度，其结果当然是阻止历史的前进。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历史的垂训主义就行不通了。资产阶级史学家何炳松便说过：“世人多以历史效用，在于为吾人行动之典型，此谬论也。人群状况，今古不同。前言往行，难资楷模。”这是有一些道理的。江青一伙鼓吹的阴谋史学，将法家吹捧得那样高大，又将儒家说得一无是处，号召人们学习法家，反对儒家，乃是这种垂训主义的又一变种，是连资产阶级史学都不如的。他们的目的是拉着人们开历史倒车，当然也毫无批判的态度可言。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既反对一笔抹倒历史的虚无主义，又反对历史垂训主义，而主张对历史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肃清反动的历史毒素。批判地继承优秀的古代文明。从根本上说，这就要求历史家必须如实地揭示清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所处的真实的实际条件，帮助今天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我们的应用史学，应当提供历史知识和真理作为人民前进的向导，而决不能引导人们向后看，让死人拖住活人。这就是它的革命的批判精神之所在。

    最后，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公开申明自己的著作目的，向人们直书历史的真理，这是它同影射史学的显著区别。影射史学是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史家虽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但又不能或不敢说出自己目的的特殊状态下的

产物。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的一些革命历史家，也曾写过这影射著作。这是为了出版和著作流传的方便，不得不如此。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自称最革命，实亦自知那种搞阴谋的心地很不光明，又慑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力量的强大，既怀抱篡党夺权的强烈欲望，又不敢公开说出来，这才祭起影射史学作武器，为实现自己的阴谋造舆论。解放前革命历史家写的影射史学著作，同江青之流搞的阴谋史学，无论在著作目的，还是所起作用上，当然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在不公开著作目的这一点上，二者有相似之处。

    在正常的状况下，科学的任务，理应向人们公开揭示自己所发现、所掌握的真理。这种揭示越明快、透彻，科学价值也越高，也就越便于人们接受科学真理。应用史学也是一门科学，同样应向人们公开揭明历史的真理，而用不着采取文学的讽喻。我们的历史家，生活在有着广泛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条件下，怀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坦荡胸怀，完全有条件公开直书历史的真理。这是发展和普及历史科学所需要的。我们不仅鄙弃那种怀抱反动目的的影射史学，也没有必要再去搞那种革命的影射史学了。至于我们今天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下，是否仍可采用历史的讽喻作为一种处理微妙问题的-技巧，那已经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