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如此，无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自己的进行“纯科学探讨”的基础社会科学。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时，有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论述：“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紧接着，恩格斯又写道：“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加入-主义者同盟起，他们不久就重新回到-舞台，无暇从事纯科学研究了。按恩格斯意见，在此之前，这可以上推到1843年3月。因为马克思自己说，那时他离开《莱茵报》，“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也就是说，从1843年3月到1847年那4年多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精力，是在书房里进行纯科学研究的。探讨的内容主要有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这种纯科学探讨的结果，使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这一时期在历史研究领域，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马克思则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精神劳动。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能使历史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呢?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历史学将客观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排除各种现实的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还客观历史过程以本来面目。由上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承认纯以认识社会为目的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存在的。至于把基础科学研究获得的结果应用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去，那就不可能不带有现实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实现-主义的伟大目的，去运用并进一步发挥他们从事纯科学探讨，亦即基础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科学结果的。    历史学中纯以记述和认识历史为目的的基础历史学，是普遍存在的。封建时代的史学，有“所谓整齐故事之业”，如章学诚所说：“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他认为唐人所修《晋书》、《隋书》便属于这种“纂类之业”。列朝实录大体亦属此类。钱大听、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乾嘉史学，考证“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以及“年经事纬，部居世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他们是不带现实目的的，甚至连史事之褒贬也不愿加，而“听之天下之公论”。这种历史考据，章学诚称为“考索之功”，无疑也属于基础历史学范畴。资产阶级史学中，也有大量基础历史学著作，如王国维的某些古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同样存在纯以弄清历史真象为目的的基础历史学，并且使之上升为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主义基础史学，应当包括两个层次基本内容，一是整理历史过程的事实，完成科学的史料学的任务，如史料的钩稽、搜集、整理和考订，以及个别历史实迹的探究，便属于基础史学。李大钊说：“今日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然有显著的进步；然就大体上看，犹有权重要的事实遗剩下来，未能充分的以为讨究者，尚不在少，人们所最欲确知而不得其证据者，尚不在少；以是知学者对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这是60年前说的话，现在史学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但这种考证个别史实的研究，仍为今日所必须。二是发现和阐明历史过程的真理。当代的基础历史学，自然不仅指辨正史料和个别历史事实真象的考证，还应包括用马克思历史观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对客观历史现象所作的科学阐释。当代史学刊物上的许多史学论文，便可归入此类。这类史学专著也不少。有一本探讨明代黄册制度的专著，作者写道：“黄册制度是在明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的问题。这套制度牵涉的方面很广。弄清楚明代的黄册制度，对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经济史、-史以至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都会有一定的帮助。我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企图对明代黄册制度的具体内容、建立经过、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最后败坏的过程、原因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⒀这部专著“结合总的社会情况，把黄册制度放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中来考察”，也即与明代社会的总的经济-状况，与明代地主和农民间阶级关系的变化相联系来进行考察。显然，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进行研究。因为它根据历史科学本身的必要，以探讨明代黄册制度的历史真象为目的，故乃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学范畴。大量事实证明，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带史学以外的直接社会目的，纯以弄清历史真象为任务的基础历史学，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史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分工领域存在，这种基础历史学的研究，便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的。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探讨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所理解的基础历史学的若干基本特征。

    第一，研究过程的相对纯粹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科学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应当在研究对象尽可能不受外界干扰，以至纯粹状态下来进行考察。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历史科学当然不可能在这种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无法命令时间例流，让古人及其生活的条件再在历史学家眼前重演一遍。历史家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各种历史资料来进行研究。其中大量的文献材料都是当时或后人记载下来的，无疑地都打上记录者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因此被研究的历史对象，就不可能以纯粹原来的状态呈现于历史学家之前。我所提出的研究过程的相对纯粹性的含义，是指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只是根据历史科学完成本身任务的需要(为着弄清历史真象)来进行，而不受史学以外其它现实领域的一时需要所影响。比如研究秦始皇，为了用历史证明国家统一的必要，人们可以突出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国，车同轨，书同文等历史功绩，人们也可以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突出他焚书坑儒，大造阿房宫、骊山陵等历史暴行。在现实中，我国同某国关系相处友好时，现实的需要是强调两国在历史上友好的事实。对于双方交恶以至残酷厮杀的一面，当然不宜去讲。从应用史学的角度，只要不歪曲史实，是可以这么去做的。然按照基础史学的要求，则暂不考虑现实的一时需要，而根据实际历史条件，如实地探究秦始皇的本来历史面目、地位和作用，如实地去考察我国和世界有关各国的全部历史联系。保持研究过程的这种相对纯粹性，对于我们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如实地弄清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本来面貌，是需要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为历史而历史”这个观点的价值。我认为是不宜提倡的。然如将这个口号理解成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历史观为指导线索，不考虑史学以外其它现实领域的一时需要，为了弄清历史真象而去研究历史，在这个条件和范围内，“为历史而历史”，对于弄清历史事实的真象和过程来说，亦并非毫无价值。有少数同志愿意本着这个直接目的去从事基础史学研究，我认为应当得到有远见的领导的支持。社会是个复杂的机体。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分工领域中，无疑有些领域是主要的、重要的，如-领域、经济领域；也有些领域是从属的、比较次要的，史学领域便属于后者。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又总是从属于那个时代的本阶级的经济和-的。解放前在旧中国，胡适、傅斯年提倡整理国战，为历史而历史，号召学人脱离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的史学便是从属于当时的反动-的。尽管他们在个别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也不无成绩。但总的说来，当时提倡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是反动的。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和经济的。今天，社会分工出少数历史学家，在那里暂不考虑史学以外的直接现实需要，单纯地从事历史研究。只要真正地对于弄清历史真象作出成绩，那么，这些成果便会归根结底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和经济，有益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对于下决心专门从事基础史学研究的同志来说，则应当看到史学毕竟是从属于-和经济的。而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历史观作指导，为弄清历史真象而进行研究的基础历史学，本身便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民所需要的一种科学研究工作，故与其提“为历史而历史”，便不如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研究历史。因为后者已包括前者，并能更加反映问题的本质。同时对于从事基础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有条件的话，也理应运用基础研究所得的成果，直接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在内心深处弹着“为历史而历史”的轻弦，孤芳自赏，对无产阶级的-冷淡，以至鄙薄应用史学，那就不是一位历史学者真正郑重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身居书房从事基础史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应当既有清醒的历史眼光，又有清醒的现实眼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现实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本人致力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客观的社会价值。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所需要的。

    第二，基础史学的时代性。

    基础史学虽以探讨已逝历史真象为任务，但它却不可能完全脱离产生它的时代。不同时代的基础史学都带有自己时代的特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首先是因为客观历史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历史的内容在日渐丰富，记载和认识不断发展着的客观历史的史学的内容，自然也日渐丰富。《史记》的时代，不会记有近代机器产生的历史，当然也不会出现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

    其次，历史过程的本质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的，一般说来这就使得后来的史家，较之前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要深刻一些，从而也使反映客观历史的史学著作的内容亦渐深刻。

    再次，历史著作是历史学家科学研究的成果。每一个时代的史学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的基本-条件、文化特征、道德风貌等等，必然要影响到当时历史学家，影响到当时史学家的历史眼光，这也就不能不在这个时代基础史学著作的内容和形式上得到反映。

    最后，对历史学家影响最深刻，从而也对基础史学影响最深刻的，是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因为，这是构成一部历史著作的指导线索。历史学本身是在不断进步的。但马克思历史观出现以前，一切基础史学著作都对史学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却不可能使历史研究达到真正科学的高度。司马迁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作了开创性贡献，然“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以及天命论的思想影响，就使《史记》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过程的真象。较之封建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显然带上近代的色彩，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也是有一定贡献的。但他看不到也不承认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对社会意识的最终决定作用，他所描述的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来，只能是一汪无源之水。自从马克思发现了唯物辩证的实践史观，并被史家正确地运用进历史研究中，才使基础史学的研究达到真正科学的高度。这是因为：1．马克思历史观告诉历史学家，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既不以人世之外的神意，也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经过史家的研究实践和思维运动，方能逐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2．马克思历史观又告诉历史学家，在你的意识之外独自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历史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但归根结底，．物质生产实践决定了其它各种实践活动。你只要真正地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又真正地理解了并接受了这条基本的指导线索，那么就能够比较真实地揭示和描述出所研究的历史真貌，从而就具有了和旧史学完全不同的科学的性质。当然，即使马克思历史观发现，并在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后，随着历史过程本质在发展中的进一步显露，人们对历史本质的认识的进一步提高，随着一些重大新史料的被发现，基础史学依然会不断得到发展，而呈现出新面貌的。

    第三，基础史学的阶级性。

    我们说的不带其它现实目的而进行纯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学，并不同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所谓纯客观史学。19世纪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历史研究的目的只在追求历史上的客观事实，寻找历史上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以为这就是史家的责任，此外，不应对史实作任何判断。以此被称为历史主义派，又叫做客观主义史学。但人们研究了兰克本人，发现他自己就是站在保守的普鲁士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来考察史实的，并不纯客观。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痛斥这种所谓客观主义史学是“反动的”。解放前领导史语所的傅斯年，曾经留学德国，显然受到兰克派所谓客观史学的影响。回国后，提倡史料即史学，曾在旧中国史学界一度相当流行。但史学不仅是要搞明白史料，而是要通过历史资料来弄清客观历史的真象。为此，史学家就必然要对这些历史事实作出判断。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即对同一个历史事实，同一个历史人物，常常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以至多种不同的判断。影响人们作出不同判断的因素自然甚多，但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史家所站的阶级立场不同，显然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陈涉、吴广斩木起兵，封建史家斥之为“叛乱”，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说他们是破坏社会安定的“盗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史学家，则歌颂为伟大的农民起义。这个常识性的道理，是用不着多讲的。我们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纯客观的史学。我们所讲的基础史学，是带有阶级性质的。每个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为代表的阶级，都既有本阶级的应用史学，也都有不带史学以外的直接现实目的，而为本阶级总结基本历史经验的基础史学。当然，这也并非说基础史学著作中的所有内容都具有阶级性，而是指它的总的思想体系、-倾向而言。至于其中属于整理历史事实的部分，很多是不带阶级性的，而带有着社会性、人类性，是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的。显然，因为立场的不同，利用的角度自会各异。

    第四，基础史学的现实性。

    我们上面讲时代性、阶级性，是说客观社会现实对基础史学的影响。这里说的现实性，反过来，主要是讲基础史学对社会现实所起的作用。基础史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然不带史学以外的现实目的，并非说它对社会现实就不起作用。如果没有用，它就会同汉儒的谶纬学，以及方士们的风水学一样，可能流行一时，早晚便会被社会所淘汰了。司马迁的整齐故事成一家言的《史记》，虽然被一些短视的封建文人目为“谤书”，但它对封建社会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首先，它开创了整个中国封建史学的基本规模，对中国史学发展曾起到巨大作用；另则，一代一代的封建文人、学者、-家、军事家，都曾从《史记》中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使《史记》在一代一代的社会现实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据《汉书·东平思王传》记载，东平思王刘宇上疏求赐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以该书载有大量权谋奇策，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故不准所求。这个故事说明了，《史记》对封建统治者是很有用的，以至他们害怕别人也去用。实际上，任何一部较重要的史学著作，尽管它本身不带史学以外的直接现实目的，但它出现后，社会就要利用它，故对当时社会现实以至后世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刘知几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这里便显然包括了《史记》一类整齐故事的基础史学。毛泽东同志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里讲的历史知识，当然也包括了那些不带现实-和社会目的的基础历史学所提供而为革命所需要的各种历史知识。

    就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学来说，它对当代社会现实所起的作用，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清除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再现历史过程真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起到基本建设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社会主义现实中的一个分工领域。我们所说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中便包括发展历史科学。所谓发展历史科学，就是清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使对过去历史的研究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应用史学也部分地承担这项任务，但这主要是由基础史学来完成的。目前我国的历史科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整个来说，还是相当不足的。中国史的研究较强，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以至基本的空白点。至于世界史的研究，就更弱了。要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就必须认真扎实地开展基础史学的研究。

    其二，马克思主义基础史学给应用史学提供了为现实服务所需要的真实史料和科学的历史知识。这点我们留到后面讲应用史学时一起去谈。

    其三，马克思主义基础史学在研究过程中，不考虑史学以外其它现实领域的直接需要，并非就对现实没有用，而是备用。历史学的研究及其成果，不能对社会现实起着直接改造作用。直接改造社会现实的是中国-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伟大的实践活动。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中国-党就必须制订出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正确政策。所谓正确的政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的结合。因此，制订正确政策的前提，便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须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必须正确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国的实际国情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现状，二是中国的历史。调查了解中国现状是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以社会现实各个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各门社会科学的任务。对于中国历史的调查了解，便主要是基础史学的任务。史学家在进行基础史学研究时，尽管不带史学以外的直接现实目的，只要以马克思历史观基本原理作指导，正确地提供出中国的历史实情，便能为我们党制订改造社会的正确政策，提供出科学的历史根据。

    从前梁启超有一段讲学与术的文字，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些启发。他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学者之职，本在发明原理原则以待人用耳。而用之与否，与夫某项原则宜适用于某时某事，此则存乎操术之人，必责治学者以兼之，甚无理也。然而操术者视学为不足轻重，则其不智亦甚矣。今世各科学中，每科莫不各有其至精至确之原则若干条，而此种原则，大率皆经若干人之试验，累若干次之失败，然后有心人乃参伍错综以求其原因结果之关系，苦思力索而乃得之者也。故遵之者必安荣，犯之者则必凋悴。”梁启超是一位与他的时代关系极密的学者兼政客，他的这段话颇为清楚他说明了认识世界的“学”与改造世界的“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认识自然界的基础自然科学，必待转化为工程技术，才对自然界起到直接改造作用。认识社会的基础社会科学，也必待转化为某种社会管理技术和政策，才能对社会起到直接改造作用。基础史学以认识历史为任务，不能直接改造现社会。但它提供的历史真理和知识，可以等待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去用，成为制订政策和策略以及实际行动的历史根据。基础文学提供的历史真理和知识，其中哪些东西何时有用，何事可用，乃是由时机和条件来决定的。古人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我们的担负直接改造社会现实的-家、社会活动家、军事家、经济工作者以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农民等，读了史学家们的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智慧，一旦遇到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就会运用上，使这些历史真理对正确政策的制订及改造现社会的实践活动，起着一定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