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很重视《晋书》的修撰工作，他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这四篇史论都题为“制曰”。他在《宣帝纪》的后论里，说司马懿这个人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又说他是“欺伪以成功”、“好回以定业”。肯定了他在-上的成功，批评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伪行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论说历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司马懿“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这说明他们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传》后论里，高度赞扬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己。”这在中国古代书法评论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这么多的作者合撰一书，各尽其才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学家，曾主编过《周书》，并负责具体指导《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编写中的协调工作。这次被所有参加编撰《晋书》的人“推为首”，在确定《晋书》的体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史学者，与令狐德棻共同制订《晋书》体例。
——李延寿，唐初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参与过编撰《隋书》，后又独自撰成《南史》、《北史》一百八十卷，是《晋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李淳风，唐初著名天文学家，《晋书》的《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出于他的手笔。

　　——房玄龄，以宰相身份负责组织和监修的工作。

　　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