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死于文革（文革后的术语称为“迫害致死”），那年我十五岁。后来人们所历数的文革之苦，大部分我都亲身尝受，因此我从文革得到了什么，肯定不是当年的造反派、军宣队者可能仍在怀念的既得利益。我之所以写这个题目，一是觉得不差在已有的众多控诉之上，再加一份我个人的抱怨；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革，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断言和具体描绘，不过肯定跟现在很不同。文革前我上小学，曾在大街上尾随着求一老妇让我帮她提包袱，因为老师教导我们要象雷锋那样扶老携幼。当时我不理解老太太为何把包袱换到远离我的那只手上，而且对我想做“好人好事”的愿望百倍警惕。文革前我曾激动万分地为中国*了原子弹欢呼雀跃，因为原子弹可以成百万地杀死“美帝”和“苏修”.那时我还秉承老师的意志在班里开展“思想整风”（我是班干部），因为有女同学议论哪个男生长得好看。我们那时在*士兵的亲自指导下每天苦练“杀敌本领”，却曾被几个“小野孩”（当时对干部子女寄宿学校大墙外的孩子统做此称）打得上百人不敢还手……总之，那时我是父母的好宝贝，老师的好学生，毛主席的好孩子，还是“*主义事业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十三。

    面对现在十三岁的孩子，我无法想象那时的我怎么会去走南闯北“大串联”，仅剩自己一人时还继续在全国转了一个多月。记得第一次“大辩论”我败下了阵，原因是一个内蒙红卫兵宣称要撕下我的“资产阶级遮羞布”，我不懂“遮羞布”为何物而无言以对。第一次撒传单是在上海街头，当我把昼夜刻制出来的传单按照预想多次的姿势抛向空中，却因为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