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使我领着弟弟独立生活，在父母皆被关押的岁月，学会以偷填充饥腹，有时连一块取暖的煤都得靠偷才能得到。我们学会了用自制铁钩“钓”垃圾箱旁出没的野狗，吃掉它们本来就很瘦的身体，再让它们身上的跳蚤吃我们。我跟很多被称为“流氓”的人打交道，也从自己被冠上这样的称号而改变过去对“流氓”的看法。

    我那时莫名其妙地喜欢一本黄山风景画册，并且策划过一次最终未成行的黄山之游——计划在进山时砍倒“迎客松”，出山时砍倒“送客松”，再把那张最美的“石猴观海”照片中的石猴掀到山底下去。我还养了一条蛇，经常把它系在脖子上当领带。有时用黄磷在脸上抹出会在黑暗中发光的条纹斑点，夜晚出门游荡。

    但是那时我写诗，我读完了父母所有没被造反派抄走的藏书。在寂静深夜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凝望星空，从月球环型山或土星光环中产生跨越时空的遐想。我画油画，拉小提琴，不经任何训练，直接“创作”，只是想画出心里那在宇宙深处璀璨闪耀的天堂，听到内心那让我坐立不安的飘渺在天际的音籁，表达那让人如醉如痴的诗意。我不否认那是一个文化绝对荒芜的年代，可那时对美的敏感、渴望和吸收也是前所未有。似乎所有审美神经都血淋淋地剥离出来，任何一点轻微的触动都能引起颤栗。当我们全家被弄到一个没有电的村庄，为了能够听家里劫后余生的几张“老贝”（贝多芬）和“老柴”（柴科夫斯基）的唱片，我那巧手的弟弟把半导体收音机改成电唱机的拾音器，而老式唱机每分钟三十三又二分之一的转速，是靠我们用手指头驱动！我和我弟轮班，一人转一人听，最后几乎练到准确的程度，竟能在转动中产生是自己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的感觉！

    那时盼望和苏联开战，理由之一是可以到莫斯科去抢唱片——当年能听到的好唱片几乎都来自苏联。我认识的同代人中，一多半都认为自己将来会是拿破仑或列宁，至少也能当国家总理。为了胜任未来将要充当的角色，我们生吞活剥地读一切可能有用的书，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革命、国际-和未来战争。我那时跟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差不多，早上睡觉，傍晚起床，夜晚活动。夜晚适合偷东西，适合看星空，适合在旷野拉提琴，适合在北风呼啸声中围着火炉讲故事。那时没有歌星影星，少男少女们的话题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还有基督山伯爵和梅花党。

    我那时住在东北长春，口袋里有二元钱就敢上北京，从不买票。下乡以后，更是把全国火车都视为理所当然免费。我认识一群插队到长白山的知青，他们没有用国家发的安家费盖房子，而是买了猎枪、鱼网、小船、冰车和雪盲眼镜，养了二十多条狗加上一百多只鸽子。那个“集体户”是当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玩的地方。那里的皑皑白雪和寂静山林让我永生难忘。

    来我一个人在东北丘陵地带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了两年。我成了生产队的干部，学会了所有农活。我那时开始渴望“改造世界观”，摆脱渺小的个人不幸，与过去的颓废彻底决裂。我体会到了宗教的境界。记得一次凝视毛泽东的画像，竟能在入定后流水般地渗入像中，与毛泽东溶在一起，化作圣体之内的一个分子。那一刻大彻大悟的感觉使我内心充满光明和感动。为了对“皈依”的坚定进行证实，追肥时哪怕清楚地看见没沤好的新鲜人粪，我也一定要坚定地抓在手中，象抓住了革命，捏得人粪从指缝溢出——连贫下中农都不会那样干啊。

    插队四年的时光，我吃了不少贫下中农的饭，听他们讲祖祖辈辈的故事，和他们的女儿眉来眼去，品尝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中国”两个字的概念，从此在我心中展现的首先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没有那一段时光，也许我现在——甚至终生——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我上了“工农兵大学”.那是中国教育史上倍受奚落的一段，对我却恰到好处，使我至今仍庆幸生逢其时遇上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没有作业，从不考试。我学的专业是汽车设计，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宣称上了一个“-体育汽车系”.每天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运动场。还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学习，那是躲不掉的，却也不象现在想得那样可怕。在表面的千篇一律和陈词滥调之下，反叛者的灵魂一样可以存在，百年不断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同样可以进行。我那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不是装样子，是真正如饥似渴。我用那些书批判现实，又从现实对那些书产生质疑。“工农兵大学”特有的“开门办学”使我的大学生活三分之一是在各地的工矿企业，旅行于大江南北，从而能一直清晰地感受时代脉搏。我感谢那些时光。至今我最重要的思想，仍是那时植下的根基。

    与我的同龄人聚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总是在回忆中占有最多的位置。文革之前和之后，往往几句话就能带过，红卫兵年代和上山下乡的岁月却似乎总也谈不完。也许这不能说明什么，每一代人都珍惜自己的青春，五十年代的青年不也照样赞美其“青春万岁”，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隆起了一道分水岭。“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是无所依靠的，是从原本紧密结合为一体的社会逐步疏离的过程，是在最不自由中获得充分自由的过程，是在人格扭曲中得到延伸和舒展的过程，是暗无天日中确确实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邪恶，使我从此冷漠，从此不再会哭。“文化大革命”让我目睹太多的死亡，心也变得残忍。“文化大革命”展现的起落沉浮和福祸相依让人从此宠辱不惊。

    从“文化大革命”宣称的要让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言，“文化大革命”应该说实现了它的目标。既然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就清楚地说明了那“革命”对我的作用。然而灵魂的革命并非按照既定程序，革命的结果也许会与初始的“设计”背道而驰。以“混沌”观点来看，当变量多到一定程度，系统就会在高度复杂性中产生不可预测的走向，从而脱离主观控制，使结果与既定目标偏离。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正是演了这样一个故事——资本家的金钱与科学家的智慧结合，利用遗传工程复制出了绝种上千万年的恐龙，并且在一座封闭的海岛上建起名为“侏罗纪公园”的恐龙观光地。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在考虑之中，管理的“科学”和严密无可挑剔。然而恐龙最终还是在一连串“意外”事故中逃出了人的控制，并且对制造出它们的人发动了残酷攻击。“科学”在那时则变得完全无能为力。

    相对于“侏罗纪公园”，囊括了数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变量数目还是还是从复杂性上都超出千万倍，结果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就更成为必然。在看那部《侏罗纪公园》时，我想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只可能是那只被扔进栅栏里喂恐龙的羊。“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一位有超凡想象力的诗人，他想创造更为刺激、更有活力的奇观——把羊变成恐龙！

    他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也自信能把创造的恐龙关在笼子里。

    记得七六年九月的那个下午，我和女友正躲在我们的小天地。当我听见初秋滚滚天雷中传来远处的哀乐，立刻想到就是他——那位始作俑者撒手人寰。那时我眼前熠熠生辉，女友也显得格外漂亮。我迫不及待地起身，脑海翻舞纷纭迷乱的五彩。

    一个念头就是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