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应用方面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快速发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也更为广泛，更为重要。如电磁测定法用于探寻遗迹，放射性碳素测定法、钾氩法、热释光测定法、古地磁测定法等用于测定遗迹和遗物的年代， X射线荧光分析法、电子探针法、中子活化法等用于分析遗物的成分等，使得考古学研究得到很大的进展。用电子计算机贮存并分析各种考古资料，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尤其是放射性碳素断代的广泛应用，使考古学家能确知各种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从而就它们之间的年代先后序列作出确切可靠的结论，这可以说是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过去，欧洲的考古学家们认为，欧洲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较晚，是受到近东地区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经过放射性碳素断代，知道它们其实并不晚，很可能是独自形成的。这使得柴尔德在他的遗著《欧洲社会的史前史》一书中也改变了以前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此外，由于航空技术和摄影技术的提高，特别是人造卫星上天之后，航空摄影发展为航天摄影，使得前一时期创立的航空考古学又有了显著的进展。潜水设备的改进，则使水底考古学在这一时期得到正式的成立（见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

　　考古学研究范围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扩展 这一时期内，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广泛开展，新的发现不断增多,加上自然科学方法在年代学上的进一步应用,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大大向上推进了。1960年以后，肯尼亚学者L.S.B.利基在奥杜韦的第1和第2层发现了能人化石，截至1978年，已出土了10个个体，其年代早于直立人。地层中也有奥杜韦文化的砾石器，从而提早了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R.利基继其父老利基之后，和其母M.利基在肯尼亚发现了更多的南方古猿化石，据钾 -氩法测定，它们的绝对年代可以早到距今约 250万年，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极大重视。在中国，除了周口店北京人的头骨化石和石器仍有出土以外，还在陕西省蓝田发现了蓝田人头盖骨化石和石器，据古地磁法测定，陈家窝的年代约为距今60万或65万年，公王岭的年代约距今为85万至75万年（另一数据为距今100万年）,比北京人为早。尤其是在云南省元谋发现的元谋人，虽然只有两枚牙齿,但经古地磁法测定，其年代可早到距今170万年左右（也有人认为距今约70万年）。在新石器时代方面，农业起源的年代也大为提早。例如，在西亚的两河流域，通过在耶莫和耶利哥等处的发掘，发现了从渔猎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性的文化遗址。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处于开始栽培阶段的玉蜀黍遗存,后来还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发现其他早期的农作物遗存，为美洲农业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了仰韶文化以前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它们与仰韶文化一样，都以粟为主要农作物；在长江下游地区，则发现了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河姆渡文化，其年代与仰韶文化的前期相当。

　　这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另一趋向，是历史考古学受到高度的重视，年代下限被逐渐向下延伸。在欧洲，除了“中世纪考古学”和“中世纪以后时期的考古学”以外，甚至还提出所谓“工业考古学”；在美洲，则把“殖民地时-古学”和“历史时代遗址考古学”合称为“历史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受到重视，是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严格说来，欧洲的“工业考古学”和美洲的“历史考古学”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这也许是对过去学术界过于偏重史前考古学的矫枉过正。

　　前一时期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的扩展，已经形成了考古学的世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获得独立，它们为了发扬本国的学术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都重视考古工作的开展，并取得许多成果，从而使得考古学的世界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就史前考古学而言，1969年初版的克拉克的《世界史前学》一书，便是在考古学进一步世界化的基础上写成的。

　　中国考古学的兴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余年来，中国考古学迅速成长。在理论方面，考古学的研究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界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自已的力量，同时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方法方面，田野考古学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除了作为重点地区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外，调查发掘工作还遍及全国各地。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被逐渐应用，考古学与其他各有关学科之间的协作也不断加强。在调查发掘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各种考古资料经过整理和分析，被用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系统地总结了30余年来中国考古工作的基本成果。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许多研究成果，为世界史前考古学增加了新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中国是旧大陆四大文明中心之一，早在前第 2千年便有了文字记载，这就使得中国的历史考古学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在河南省郑州二里冈、偃师尸乡沟和二里头发现的早商或早于商代的遗址,使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不断提早,并使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相衔接，而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于中国本身，不是受到外来影响的结果。从商代、周代到秦汉及其以后各代，都城的遗址、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平民的居处和墓地，以及矿址、作坊址和窑址等等的调查发掘，为研究中国各历史时代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研究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容，而且也充实了世界考古学的体系（见中国考古学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