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上一般世家大族相比较，徽州文化世家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完整的宗族谱系。徽州的世家名族最重视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绩溪《盘川王氏宗谱·凡例》）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视族谱为经典，把修谱看作是家族内部的一件盛事，至重至隆。每一族谱都包括了“始迁祖”以来的所有家庭成员，由源而流，本末一贯，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族谱系统。仅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载，该馆馆藏427部族谱中，徽州世家的族谱就占了一半以上，殊为可观。

　　二是发达的教育事业。徽州士人普遍把培养子弟读书视为修身、齐家第一要紧的事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这些徽州古民居的楹联充分说明了对读书的重视和期望。徽州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除了官办的府学和县学，还有宗族或士绅们建立的私塾、社学、书院等各类学校。至于学校的教师，必择方正饱学之士，并为此而不惜资力。绩溪《金紫胡氏家谱》言其家“诲其子必千里求师”。于是科举发达，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徽州府籍的进士人数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许多世家名族往往科甲蝉联，朱紫盈门。如婺源坑头的潘珏一门有明一代就出了十多位进士，其中四位又官至尚书，故后人誉之为“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

　　三是辉煌的学术成就。徽州士人进学修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谋求功名利禄的仕宦或营商，还在于能够自觉地以担当、传承和弘扬学术为己任。他们或利用书院、文会的组织研讨讲学，或潜心隐居著书立说，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著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徽州世家名族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表现。以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为例，这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文化建设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该书收编著作总数3461种，其中徽州一府士人的著作就有197种，占收编著作总数的1／18，超过当时州府平均数的十多倍，也超过了大多数行省的著作数，成就辉煌。这些著作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四部”的所有领域，其中又以经部最多，子部次之，显示出了浓厚的学术特色。

　　徽州士人的学术研究最重世代的家学传承。有言曰：“学传三代，方称世家”。徽州文化世家一般都有三代以上的家学传承，有的更是代有薪传，学者辈出。比如黟县西递的明经胡氏就是著名的《易》学世家，宋元期间先后出了7个理学名儒。世称“七哲名家”，对于辨明、推阐朱子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歙县呈坎罗氏家族累世业儒，即述且作，在经学、文学及史志学方面留下了一大批传世之作。其它还如绩溪金紫孔学世家、歙县汪氏文苑世家，以及众多的建筑、篆刻、藏书、文房等工艺世家。他们一代代子承父志、薪火相传，踵事增华，从而成就了一个个各具特色又自成体系的文化世家，也成就了徽州文化称于天下、历久不衰的内在的学术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