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到底有多长？自本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历史学家推翻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整个知识界。经过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几代专家数十年的工作，我们虽然澄清和纠正了本世纪初期风靡一时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确证了中华文明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并且大大拓展了对于文明发源地和民族悠久历史的认识。但是，由于学者们对“文明”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又习惯于照搬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模式，把“文明”视为文字、城市、青铜器等一项或数项经济、文化要素的组合，以此为标尺来衡量和评估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致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时代的解释各持一端，始终难以形成共识。其实，这种文明观在当代国际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许多西方学者指出，用这种“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作为标尺评估文明形成的年代，在世界文明史上其实并不具备普遍意义，机械地照搬过来评估东方古老而独特的中华文明，就无异于削足而适履，既缺乏科学性，也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规范。

　　我认为，评估标尺的确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究科学、讲究学术规范性，只有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了世界各大古文明的基本内涵或特质，才能使理论模式与古代文明的历史实际相符合，也才能使确定的标尺具有普遍意义。就中华文明来说，其最具特色、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内涵，恐怕既不是文字，不是城市，不是青铜器，也不是宗教建筑，而应是古代*家们一再推崇的“礼”或礼制。

　　以“礼”或礼制作为评估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尺，其理由在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或礼制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以贯之的要素，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在古代中国，历代*家、思想家都对礼及其社会功能推崇备至。例如，周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