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多年，中国考古学再度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礼制建筑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于中华大地上，给传统文明观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世纪末中国考古学上争论最多的一个课题。　
　　
　　（一）仰韶时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现与中国文明的萌芽期

　　在距今6000—4800年间，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产生的初期阶段。城首先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澧县城头山，之后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但也仅见城头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时代已经与简单社会所没有的许多复杂因素共存，但离文明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1、仰韶时代中晚期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和特权等级的形成，是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体现，表现出社会进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点。
　　
　　初现的城是原始社会的发展、进化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从外部形态和功能上说，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环壕为特点的大型聚落构筑技术的提高和形态的完善，但这些多为圆形的初城显然又保留了浓重的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在应付越发频繁的外部战争、内部冲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转变，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在内在结构上，初现的城体现了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半坡、姜寨的环壕聚落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百余座房子分群散布于壕沟以内，墓葬区和手工业区集中于壕沟外，表明氏族或部落的全体成员在这样的聚落单位中基本平等地拥有各自的空间。但在初现的城中，除城头山面积7．6万平方米外，西山、西康留分别仅3．5万和3．4万平方米，比早1000多年的半坡、姜寨聚落还小，原因在于初现的城并没有将原氏族或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