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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的曾国藩

    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 威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不当了,这时侯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迫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

      若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保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郡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他却函训三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

      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苗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逸。”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逸。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末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唤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象他这样不近人情,坚头吝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人赴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覆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做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宇。天哪,这八个字原来竟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片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项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谦慎”起来。

      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轿了,仍坐蓝呢轿。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不但蒋介石标榜过他,据《曾国藩家书·重印序言》说,青年毛泽东一九一七年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啊,这就更不得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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