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left> 遗憾的是前述学者讨论反映了西方学人中也存在相当的文化甚至种族偏见。固然有些造诣深刻的汉学家立场中肯，却有其他不少人附和西方媒介，不仅完全否定夏商周工程并攻击中国考古学的质量，甚至把对夏代历史性的正当学术性质疑，加码到对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的无端怀疑，进而借古讽今，称中国学者对夏朝的“盲信”代表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意识形态”。大量西方学者继续怀疑夏代的存在，认为中国人对夏代的认识不仅是“盲信”，更代表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意识形态”。这种西方文化道德优越感颇值得一辩。
文化道德优越感
中国传统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夏代的记载，尤其以司马迁的《史记》所述的夏朝世系最为详尽。西方学者对夏代的怀疑，便是对司马迁和其他中国文献可靠性的挑战。主张“全面西化”的胡适博士曾提出挑战古人可靠性的简单办法：疑人作贼，要有其做贼的确实证据；疑人作假，也至少要有其作假的例证。据此，笔者当时向所有“疑夏论”人士提出一项简单反诘：举出任何一条司马迁或其他古代中国历史作者捏造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证。至今没有一个学者能够正面回答笔者的这一简单反诘。
正如伦敦东方学院的库伦博士可贵地指出，《史记》所载的详尽商代世系，早已证实了司马迁的诚实可靠。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以后也基本没有实证。但是再两千多年后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献，却雄辨地证明了司马迁记录的高度准确性。中国史家有为信史舍身传统针对西方“疑夏论”者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笔者更指出在现代西方和日本社会中，由于巨大的职业、名誉、金钱、-压力，在人文和自然科学中出现不少确凿的造假事例。就在这一讨论的同时，日本考古学界爆发了藤村新一肆意假造文物企图推前日本人类活动史的空前丑闻。相比之下，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历史作者都面临垂范后人的巨大道德压力，特别是在司马迁夏代历史依据的先秦资料上，历史作者更有为信史舍身的传统。
中国传统历史确有不少缺点，包括文化偏见、夸大事实、“为尊者讳”等等，但是凭空捏造重大事件却不在其列。我们可用“正史”中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魏书》为例，其作者魏收（506-572）似乎颇有点道德恶名，引起“拍卖历史”的嫌疑，以至《魏书》一开始就被人称为“秽史”。唐朝刘知几（661-721）可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史学批评家，他在《史通》里也对《魏书》颇有指摘。尽管如此，正如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指出，《魏书》的事实可靠性却被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特别是1979至1980年间在大兴安岭发现的“鲜卑石室”，可说为《魏书》的可靠性最终“平反”。
打击司马迁的可靠性
西方传媒攻击夏商周工程，祸延太史公，可说到了下三滥的地步。《远东经济评论》为了打击司马迁的可靠性，甚至援引某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学者，批评《史记》还提到“商的第一个王是其母亲踩到大鸟脚印而受孕”。这种自以为是挖苦太史公的可信度，实在迹近无知的闹剧。
首先，这个不知名的西方学者的记忆力就有问题，《史记·殷本纪》明确记载“殷契，母曰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其次，《史记》所载，与《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吕氏春秋》的有关记载相应，有极大的人类社会学价值，因而有高度的历史可信性。
多年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前所长、已故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曾撰有《夷夏东西说》一文，便利用“玄鸟生商”故事，与朝鲜、满族等类似传说对比，论证了以“夏”和以殷商各为中心的东西两个-势力的历史存在性。
最后，西方媒体以这种人类史上普遍存在的“处女生子”故事来攻击夏代的存在和中国人的“盲信”，未免数典忘祖，居然忽视了半数以上西方人士仍然深信不疑的另一“童贞女生子”故事。多年前，笔者在美国大学研究院的某一白人同学，有感于越南战争在当地留下数以千计的“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欧亚混血杂种，尖刻地提出了他的“亵渎”理论：如果真有这个基督教“童贞女生子”之事，肇事者多半是当时占领巴勒斯坦的罗马大兵。与夏代的真实性和《史记》的可靠性相比，西方人士们忘记了所谓“拿撒勒的耶稣”的历史性（historicity）或曰历史存在性，依据的仅仅是一本事实可靠性远远比不上《史记》的《新约圣经》，却从不见“疑夏论”者因此提出基督教乃是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意识形态”。西方的文化偏见，由此一览无余。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