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年间，也就是刘跂得中进士的时候，他能为钱乙写传，而说仲阳享年82岁，那末钱乙卒于刘跂之先，这就没有疑问，而刘跂是卒于政和末年(公元1117年)，所以钱乙的卒年就不会在公元1117年了。至于《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上说："乙在宣和间以巫方氏颅囱经治小儿，甚著于时"，考宣和间是在公元1119一1195年，那时钱乙已经去世，这就是显然的错误了。再根据钱乙自己写的文章，他给董及之的著作写跋言时说，自己"专一为业，垂四十年"，当时是在元祐癸酉(公元1093年)。再以阎季忠辑《小儿药证直诀》时写的序文中所说，由于幼年多病，屡经钱仲阳-，阎季忠说：“余五、六岁时病惊疳……皆仲阳拯之良愈，是时仲阳年尚少，不肯轻传其书，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耳。大观初……而仲阳老矣，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盖晚年所得益妙”。阎氏是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写这篇序文的，说明了阎季忠幼年患病时由钱乙-，而钱乙当时还在少年，犹未成名，到了大观初年(公元l107年)，仲阳已老，复指出后六年又得杂方，是仲阳晚年的医方，因此知道公元1113年该是钱乙的卒年，同时也可以把阎氏说的"后六年又得杂方"，是指公元1113年钱乙去世后六年，又得杂方，从而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阎季忠以晚辈的身份辑成《小儿药证直诀》刊行，并写出序文。于是根据钱乙享年82来推算，他的生卒年限就可以肯定为公元1032-1113年。更可以说明钱乙在40岁左右“始以颅囱方著山东”，50岁左右(元丰中)为-统治者神宗的子女有功而为翰林医官，继则提升为太医丞，在元祐癸酉(公元1093年)钱乙给董及之的著作写跋言时，已经62岁，所以他说“专一为业，垂四十年”，正因为钱乙在20多岁(年尚少)已经开业行医，而真正成名则在40左右以后的事。

《小儿药证直诀》在儿科学上的贡献

    《小儿药证直诀》的辑成，正是由于阎季忠对钱乙在学术上的崇拜，何况自己幼年多病，都是钱乙为之-，早已有心收集钱氏方药，终于在宣和元年以晚辈的姿态，完成这部著作，这是按照钱乙的丰富临床经验加以整理、总结，全书一共三卷。上卷记载了对小儿疾病的诊断方法，所谓“脉证治法”，除了提出简要的脉法外，指出钱氏特别重视“望诊”，正因为小儿患病时“医为持脉，又多惊啼而不得其审”，小儿的机体还是“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不常”，而且“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这些对辨证论治就有它的特殊之处。何况幼小儿童还不能语言，即使能语言的儿童，亦往往是词不达意。中卷是“记尝所治病二十三证"，是我国有名的古代小儿科病历，记载了儿科的常见病和传染病，描写了23种病证的生理和病理现象。下卷记载了“诸方”，这是钱乙在临床实践中创制的很多方剂(图为《小儿药证直诀》书影)。

    如《小儿药证直诀》中卷里面对麻疹的记载：“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顿闷，乍凉乍热，咳嗽嚏喷，手足梢冷，夜卧惊悸，多睡，并疮疹证，此天行之病也”。又描写一例百日咳的记载：“杜氏有子五岁，自十一月病嗽至三月未止……其候面青而光，嗽而喘促哽气，又时长出气”。而且钱乙是提出“惊风”名词的第一人，他以“心主惊，肝主风”立论，根据临床的表现，把惊风分为急、慢两种，认为急惊风是“本因热生于心，身热面赤引饮，口中气热，大小便黄赤，剧则搐也，盖热甚则风生，风属肝，此阳盛阴虚也”；认为慢惊风是“因病后或吐泻，脾胃虚损，遍身冷，口鼻气出亦冷，手足时瘈疭(qlz6ng抽动)，昏睡，睡露睛，此无阳也”。从此，后世儿科医家对惊风的病因病理，都循着钱氏的立论。《小儿药证直诀》下卷里面所载的“诸方”正是钱乙创制了多种疗效可靠的方剂，如治疗肺热、咳嗽、气喘的“泻白散”和清心火，利小便的“导赤散”以及治疗脾虚腹泻的“白术散”等，直到现在还常被医家所采用。所以，我国医学历史上出现了小儿科专家，应该说是从钱乙开始。阎季忠在辑成《小儿药证直诀》时，还在书后附写了《阎氏小儿方论》。他说，由于家里的孩子多病，用钱氏的方药，取效如神，于是再进一步研究各种方法，很有心得，比如小儿的惊风、疳积等病证，又补充了钱乙尚未完备的地方。

    《小儿药证直诀》一书的最后，还附录了董及之的著作《小小斑疹备急方论》，这是一部讨论小儿天花的专书，在元祐癸酉(公元1093年)钱乙曾为这部书写了跋言，说是“及之出方一帐示予，予开卷而惊叹……深嘉及之少年艺术之精”，认为董及之是一位学术精湛的青年医家而表示钦佩。可见钱氏并不因为自己“专一为业，垂四十年”，已经是年高望重的“翰林医宫太医丞”而骄，还是积极鼓励青年后辈，这是有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