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代四大医学家之一的刘完素，他对热性病的认识，用药主张寒凉，这对温病的治疗，起着先导作用。

    明末医学家吴有性写成《温疫论》以后，更给温病学说的形成为一门专科学问，创造了前提。

    公元1641年(祟祯14年)，-腐败，清兵入侵，人民生活困苦，疫病流行，山东、浙江、河北等地，感染疫病者更多，当时医家们都以伤寒法治疗而不能取得效果。医学家吴有性，字又可，江苏震泽人，用自己的实践经验说明伤寒与温疫两者完全不同，他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温疫论》，书中对温疫的传染病源、传染途径以及传染病的免疫性，都有独到的见解。吴有性认为温疫的发生，既不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由于新感和伏邪。所谓四时不正之气、新感和伏邪的说法，原是晋代王叔和在发挥《黄帝内经》的理论上，认为“冬令严寒……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王叔和的说法一直影响着温病的感染原因以及温病有新感和伏邪的病理机制。到了吴有性的《温疫论》就不以为然，他认为乃从口鼻而入的感染了一种物质--戾气。并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还指出戾气是肉眼不能察见，感觉不能触知，耳不得闻，鼻不得嗅的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

    吴有性对温疫的免疫性方面的观察，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温疫论》中写着：“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

    由于吴有性创造了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说，通过他的精细观察，指出戾气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温疫病专书，使后来的温病学说在治疗措施上采用清热解毒的方法，再一次起了很大的作用。
 
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2）

    公元18世纪以后，温病学说大大地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温病学派，被推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著名临床医学家叶桂(公元1667-1746年)，字天士，原籍安徽歙县人，后迁苏州。他少年时就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学术，又曾先后从师17位，虚心学习各家长处。由于他的毕生精力忙于临床工作，因此著述不多，《温证论治》和《临证指南医案》都是学生们辑录而成。叶天士把外感温热病的病理现象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来概括说明先是由呼吸道感染，严重时可以出现神志昏乱，在辨证时把温病的症状分成"卫、气、营、血"四个类型为纲领，说明疾病的深浅程度，作为缓急论治的依据。同时也说明病势轻重和发展趋向，卫--表症，气--由表渐渐入里，营、血--里症。如病初起在卫分，较轻；病邪从卫到气、到营血，逐步深入，意味着病势越来越重。叶天士并且总结了历代医学家的经验，丰富了辨证的内容，创造性地运用观察舌苔、验齿以及识别斑疹和白痞的方法，对临床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治疗上施用清热解毒、芳香开窍、养阴生律等方法。

    与叶天士齐名的薛生白著有《温热病篇》，其学术观点，基本上与叶氏一致。薛生白，名雪，苏州人。

    从此，研究温病学说的医家渐多，具有代表性的当推吴鞠通和王孟英两氏。

    吴鞠通，名塘，江苏淮阴人。他继承发扬了叶天士的学说，并参考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书籍以及历代医学家的学术思想，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在公元1798年(清王朝嘉庆3年)写成《温病条辨》，把温病的证候分为上、中、下三焦论治，它标志着温病的病情进展和变化形式。如上焦证候，多属呼吸系病变；中焦证候，多属消化系病变；下焦证候，多属机体抵抗力减退而形成一系列的虚弱病变。吴鞠通还创制了“桑菊饮”、“银翘散”等著名方剂，直到今天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而且疗效可靠。

    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医家王孟英，名士雄，浙江海宁人。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迁居上海。他以《黄帝内经》、《伤寒论》的理论为“经”，以叶天士、薛生白等诸家学说为“纬”，在公元1852年(清王朝咸丰3年)编写成《温热经纬》，是一部综合温病学说的资料汇编，后世学医的人们可以从这部书里得到比较全面的温病学说起源和发展知识。

    温病学派形成以后，多少年来引起了医家们在“伤寒”和“温病”之间的学术争鸣。公元1720年，张志聪著《伤寒论集注》，说是“医理阐自轩歧，伤寒撰本灵素，千百方书皆属旁门糟粕”。公元1732年，程国彭著《医学心悟》，他说“仲景论伤寒，而温热温疫之旨有未畅”。也有认为治病的辨证、处方、用药，须要因地、因时、因人的体质不同而灵活运用，如在公元1825年，章虚谷著《医门棒喝》，他就说“夫治病者，必审其现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药随病变，朝夕不同，惟求其当而已”，又说“气化流行，变迁靡定，人生禀质，南北不同”。这就比较客观。

    其实“伤寒”和“温病”两者都是处理若干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方法和原则，而温病学说的成立，正足以说明它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对疾病的诊断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和处理方法，是更加丰富了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