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嘉祥县武氏洞出土的汉代石刻“逐傩图”中，看到了当时打鬼逐摊的生动场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还看到虫豸两条，逐傩者手中高举扑虫的工具，并看到人们拿着罐、碗等物挥洒的情景，因此，使我们联想到古代在举行逐疫仪式时，同时还采取除害灭病措施。根据《后汉书》记载，逐疫时还播洒“赤丸、五谷”，借以起到驱虫防疫的作用。据张仲景《金匮要略》、葛洪《肘后方》记载，赤丸、黄丸由丹砂、雄黄一类具有一定杀虫效果的药物配成。

    其实，我国古代人民采用防疫的措施不但早，而且方法也多。据《周礼·夏官》记载：“司耀·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司爟”(音贯gu6n，举火的意思)是周代掌管用火的官吏，他负责动员人民，利用火来烧燎防疫。又据《周礼·秋宫》记载，有翦氏、庶氏，应用莽草、嘉草来烧熏驱虫；"赤友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蜃”即大蛤，表明古代人民应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周礼》中又记载“蝈氏”用牡鞠灰来防疫杀虫；“壶涿氏”以“焚石”投水中来消灭水中病虫害。后来我国民间一直沿用这种风俗习惯，如《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日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月令辑要》记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至今民间仍用烟熏灭虫，用石灰洒布屋角墙脚或用火焰来消灭病虫害。

从打鬼逐疫到隔离消毒（二）

端午除毒

    相传端午节是四、五千年前，我国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近二千年来，成为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据说屈原是在五月初五日跳进汨罗江自尽的。我国民间每逢端午节，都要举行赛龙船的风俗，据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泊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揖以拯之。”端午节吃棕子，传说也是为了祭奠屈原，据《续齐谐记》载，开始人民“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后来，我国人民还每逢五月初五以兰汤为浴，家家门上挂菖蒲剑，洒雄黄酒，焚苍柏，熏艾叶，吃大蒜，喝雄黄酒，并且习惯在小孩衣襟上挂香袋，额上用雄黄写"王"字，耳孔涂雄黄等等。

    端午节喝雄黄酒，据葛洪《肘后方》说：“雄黄散辟温气方……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帝京岁时纪胜》说：“五月五日，细切蒲根，拌以雄黄，曝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帐间，以避毒虫。”现知雄黄与珠砂含有汞、砷、砒等成分，具有杀菌和抑茵作用，对于毒疮、癣疥等皮肤病，是有一定疗效的。雄黄不溶于水而溶于酒，故民间服雄黄酒，用雄黄酊作为毒虫咬伤的解毒剂，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艾叶、苍术、雄黄、白芷混合烧薰，烧薰时它所挥发出来的芬馥浓郁的香气，能给人以醒脑除闷的快感。现经实验证明，它对金-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白喉杆菌、伤寒及副伤寒杆菌、绿脓杆菌、枯草杆菌及结核杆菌，均有杀灭或抑制作用。用小野艾叶烟熏，对多种致病真菌也有抑菌作用。所以说，端午节的避邪除害活动，对于天气渐热防微杜渐，预防疫病，确是一个有利时机。只是端午节除毒的对象是蜈蚣、蛇、蝎子、壁虎与癞蛤膜。但是，古人所指的邪气，却包含有近代致病菌的思想。

  隔离与消毒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内经》，已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巳乱治末乱”，明确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为了预防疾病，古代人民重视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同时，又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这在阻止瘟疫的曼延，是有一定效果的。

    古代人民已知有些疾病是自然界的疫气、邪气、厉气、毒气、瘴气、戾气、蛊毒、病虫或风等原因引起的，由此想到，只要避开这些致病的东西，就可以不遭受疫病的侵袭。因此，古代人民很早就采取隔离、避疫等措施。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到的秦简中，知道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律"中，已有指定医生检查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如发现患者，规定送往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的“疠所”或“疠迁所”。又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表明当时曾设置有专门收容传染病患者类似时疫医院的机构。据《肘后方》记载：“赵翟病癞，历年不差，家乃斋粮送于山空中。”这是由家属将患者送至深山中隔离的事例。唐代释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隋朝也设有专门收容麻风病患者的“病人坊”：“收养病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根据文献记载，我国从秦代开始，历经南北朝、隋唐以迄宋元时代，都设有具有隔离兼医疗使命的麻风病坊。

    为了防止疫病的传染，古代人民很早就提出不到结核病人的家中问病吊丧。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安全，曾把它作为宫廷内的一项制度规定下来，据《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清朝统治阶级又进一步采取措施，为了预防皇室感染天花，特设"查痘章京"官职，指令他四出检查，如发现天花患者，即强令患者迁往四、五十里外的地方去居住。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海港检疫制度。17世纪中叶清嘉庆朝时，规定凡有海船回国者，必先遣人查看，若发现有出痘患者，须待痘疮平复后方准许进港。

    隔离、避疫是防疫活动的一个方面，前面提到的药物烟熏，是我国人民采取的积极的防疫措施。据宋张杲《医说》引《集验方》说：“每欲出时，用雄黄一桐子大，火上烧烟起以熏脚绷、草履之类及袍袖间，即百毒不敢侵害……。”这项措施无疑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的。明代李时珍则进一步明确到熏蒸消毒的效果，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此外，我国人民又应用药物来预防传染病。《诸病源候论》指出：“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唐孙思邈《千金方》治传尸骨蒸(结核)的金牙散，还兼作预防之用。元滑寿《麻疹全书》主张在麻疹流行季节，预服消毒保婴丹、代天宣化丸等来防患于未然。《青囊琐探》提出煎服紫草根预防麻疹。 
  
    通过以上几则典故的介绍，知道我国人民在与传染病的斗争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法，它在保障人民的健康中曾经起过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