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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侠少和恶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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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近代社会的职业杀手。《史记》为此而列《游侠列传》。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诺，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对游侠的行为，还是有肯定的，尤其赞赏其品格节操。自汉至唐，时间过去了五六百年，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游侠之风却没有随着朝代的兴废和时间的逝去而销声匿迹，大抵随着时代风云的突变或-环境、社会秩序的恶化，所谓豪侠之士就会乘时而起。当隋之末，李渊等军事豪强纷纷起兵割据，凯舰王室，天下大乱，社会秩序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各地豪侠即乘时而起，并成为各路贵族军阀争取的对象。《旧唐书》:“时隋祚以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李渊攻入长安(隋时称大兴城)，曾颁布诏书，声称“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弗，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镰，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封官许愿，颇予笼络，而“五陵豪杰”、“侠少子弟”等确也在李唐剪灭群雄的统一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虽然这些豪杰、侠少们一起事即攀附军事割据势力，与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诺，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的秦汉之际的游侠不同，但大致却与战国之际贵族所养之士行为相类似。当唐王朝既已建立，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的时候，无政府的游侠行为受到制约，游侠之士又渐呈销声匿迹之势。到了晚唐的时候，社会动乱的迹象频频出现，割据的藩镇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地方行政官员的管理职能，游侠们便又乘时而起了，这一点，我们能从晚唐之际传奇小说中有关游侠的篇目，如《虬髯客传》、《昆仑奴》、《聂隐娘》等看出一些端倪。既然如此，如何看待诗人笔下频频出现的“侠少”、“侠客”、“公子”等人物呢?他们与作为唐第一大都市的长安又有何关系呢?这些诗，大部采用乐府旧题，难道仅仅只是诗人以旧题咏旧事、发抒他们向往、钦羡游侠行为的思古幽情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唐诗中的游侠少年，多指京师禁卫军;换言之，禁卫军士与游侠少年，在唐诗中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说:“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长安重游侠”，与长安的大都市地位有关，也说明唐时的所谓“游侠”，其活动场所多在城市，尤其在大都市。王维《少年行四首》说:“咸阳游侠多少年。”(其一)又说:“出身仕汉羽林郎。”(其二)这说明唐诗中的“游侠”、“少年”，已与汉代的游侠和汉以前的游侠大有不同。他们不再是横行天下隐姓埋名的侠客，而是“羽林郎”;“羽林郎”即京城长安的禁卫军军士。“游侠”如何由秦汉的侠客而变迁为唐时的羽林军卫士，这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此处不详论列。总之，唐诗中的“侠客”、“少年”等，都指长安禁卫军军士:
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汉王。
李嶷《少年行》三首其一
身从左中尉，官属左春坊。
李廓《长安少年行》十首其一
官为骏马监，职帅羽林儿。
杜牧《少年行》
少年从猎出长扬，其中新拜羽林郎。
张籍《少年行》
丈夫好弓箭，行坐说金吾。
曹邺《怨歌行》
“羽林郎”只是沿用了汉以来传统的称呼，在这里即是京师护卫军的代称，如李廓诗所说“身从左中尉，官属左春坊”，是指东宫太子的护卫军，也总属于京城禁卫军。“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南衙诸卫是为卫府之兵，相沿为宰相所掌握，屯驻并宿直于宫(太极宫)南至朱雀门内;北衙禁兵为皇帝亲信大将或亲信中官(宦官)所掌握，其宿直的范围在禁苑以内。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南衙十六卫”和“北衙六军”。南北衙军都是护卫京师的，任务却大有区别，简而言之，是南衙十六卫以防卫皇城及京城为主，北衙六军以防卫宫廷禁苑为主，是所谓皇帝的亲兵，为皇帝最亲信。京师禁卫军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武则天神功元年铸九鼎成，发动南北牙宿卫十余万军士去搬动它。十余万人仅仅是当直宿卫军士的数字，其他轮休在家的宿卫军士应又有一倍以上。唐初实行府兵制，由各地军府的府兵“番上”(即将各地府兵分成数组轮番执行宿卫任务)，安史乱后，府兵制破坏，京城禁卫军由府兵“番上”改为召募的雇佣军，即职业军人。以禁兵为例，“北衙六军”即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逐渐扩为左右十军，原六军之外再加上左右神策、左右神威军，其中左右神策军最为强盛，人数达十五万人。单是宫廷禁军，总人数即在二三十万人以上，加上南衙十六卫之兵，长安以及京戳之兵可能多达四五十万。因为募兵的原因，当直者当直，不当直者亦不必回乡务农，仍然游荡在街市之上。时人呼为“游侠少年”者，便出自这些军队，尤其是其中年少、风流悯悦的贵族子弟们。
京师禁卫之兵，尤其是皇帝亲信直接统属的宫廷禁军，自汉以来多取关西六郡“良家子弟”入眩《汉书》载:“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六郡”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河西，约当今陕西关中西部，甘肃中部、东部一带。“良家”指世家，也指医、巫下商贾、百工以外的端正清白之家。关西六郡自古“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青年人复多高大强壮身材，是帝王亲兵的最佳人眩太宗时，“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玄宗天宝五载赖:“应募飞骑，请委郡县长官，先取长六尺;不足，即选五尺九寸以上，灼然壮阔，膂力过人者申送。”唐政府条律中的尺，皆为大尺，每尺约合36厘米，则六尺约当今2.16米，五尺九寸亦在2米以上。“翘关”是一种“长丈六尺，径三寸拌”的类似门关的东西，“翘关”测试即今之举重。“米五斛”约今150公斤，“三十步”约今50米，“负米行走”是一种负重的测试。唐代虽未明言禁军兵士必选六郡子弟，但历朝既有此惯例，且李唐出自陇西，所以六郡“良家子弟”差不多即可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自汉以来，六郡子弟历世为将官，他们的子弟多受家风熏染，也多习武艺，-之后即赴边庭，立战功，或选送禁军中。高祖时又有所谓“元从禁军”者:“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更是世代相传的职业禁军了。
唐诗中有关游侠少年的诗，对这些禁卫士兵的世代将门、贵而不文的家世，也多有反映:
少小不识字，落托游韩魏。
张昌宗《少年行》
生来不读半行书，只把黄金买身贵。
李贺《嘲少年》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名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杜甫《少年行三首》其三
稼穑艰难总不知，五皇三帝是何物?
贯休《少年行三首》其一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韦应物《逢杨开府》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
李商隐《少年》
翩翩不知处，传是霍家亲。
司空曙《公子行》
半醉五侯门里出，月高犹在禁街行。
罗邺《公子行》
曾是皇家几世孙，入云高第照神州。
李山甫《公子家二首》其一
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络绎驰朝车。
秦韬玉《贵公子行》
可以看出，诗中的这些游侠少年，即禁卫军士者，都是出身豪贵家庭的子弟。他们不读书，或根本不乐于读书，因为他们的祖辈即全无读书的习惯。总之，他们的人生追求恰与应举的举子生徒们相反。加入羽林之列的也有出身书香名门而家世破落了的，如韦应物。也有农户出身的，如曹邺《怨歌行》所写:“丈夫好弓箭，行坐说金吾。喜闻有行役，结束不待车。官田赠倡妇，留妄待舅姑。舅姑皆已死，庭花半是芜。中妹寻适人，生女亦嫁夫。何曾有消息，他处却有书。严风厉中野，女子心易孤。贫贱又相负，封侯意何如”这就是一位抛家弃妻当了“吾”(御林军)的农民。但最享有优先权的，是当朝的文武官子弟，尤其是武职官员子弟。肃宗至德三年(757年）敕:“左右神武二军，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中简取二千人为定额。”武职官员子弟既有此出路，自然不必绞尽脑汁读书，平时只要习刀弄棒就可以了。
唐代士人对这些侠少，普遍有一种仰慕的心理，一个原因是这些少年都有勇力，身手矫捷，且有骡悍高大、强健壮硕的体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大都有边关作战的经历: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自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李白《侠客行》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烽火夜日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追弄沧海月，战罢阴山空。
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三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三
这反映了唐人所承继的自北朝以来的尚武精神和重边功的心理，也与当时文士普遍具有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鲁儒甘被笑，对策鬓皤然”的心理相同。这些侠少们在长安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呢？且看唐人笔下这一群体的形象:
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汉王。臂鹰金刚侧，挟弹玉舆傍。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
侍猎长杨下，承恩更射飞。尘生马影灭，箭落雁行希薄暮随天仗，联翩如琐闱。
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朝游茂陵道，夜宿凤凰城。豪吏多猜忌，毋劳问姓名。
李嶷《少年行三首》
金紫少年郎，绕街鞍马狂。身从左中尉，官属右春坊。划戴扬州帽，重熏异国香。垂鞭踏青草，来去杏园芳。
追逐轻薄伴，闲游不着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凤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希
邀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杯酒逢花住，星歌簇马
吹。萤声催曲急，春色送归迟。不以闻街鼓，华筵待月移。
游市慷骑马，随姬入座车。楼边听歌吹，帘外市钗花。乐眼从人闹，归心畏日斜。苍头来去报，饮伴到倡家。
李廓《长安少年行》其一、二、五、九
……斗鸡下社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渭城护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新酒新君家。小妇春来不解羞，娇歌一曲杨柳花。
崔颢《渭城少年行》
轻薄儿，面如玉，紫陌春风缠马足。双镫悬金缕鹘飞，长衫刺雪生犀束。……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
顾况《公子行》
少年初拜大长秋，半醉垂鞭见列侯。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玉萧金管迎归院，锦袖红装拥上楼。更向苑西新买宅，月波-入门流。
于鹄《公子行》
大体可以看出侠少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臂鹰挟弹，“陪游出建章”、“侍猎长杨下”，护卫、陪伴皇帝出游或狞猎，这应是他们的职事;至于奉差公干之外，他们或者结伴骑马游冶，或驰马于街衢，或鸣鞭于渭桥，有时携妓出游，妓女则“装束似男儿”。他们或者斗鸡、走马、打球，“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绝不受长安宵禁的限制，“豪吏多猜忌，毋劳问姓名”，官吏知道这些不受约束的人就是皇帝的近侍，哪里还敢询问他们的姓名?至于宿在何处，则无一例外的是宿于娼家。他们少年得志，“少年初拜大长秋”(“大长秋”是宫廷近卫武职名)，“闲游不着绯”，“绯”(朱红色官服)已是文武官五品的服色。他们总是有贵戚、贵宦的家庭背景，有特权，又有金钱，面如玉、熏异国之香，买甲宅，放肆地游玩、豪饮，无节制地眠花宿柳。他们的生活，代表了长安城中最无忧无虑、最放纵无检束的一群人。
《开元天宝遗事》:“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连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从之，遇好圃则驻马而饮。”“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渊薮。可证以上所引诗，正是所谓长安侠少们的生活实录。试想，在长安大道、坊里间，在歌楼酒肆里，处处可以看到这些下直或轮你的禁卫军士们，他们以游侠自居，个个鲜衣怒马，日日呼朋引伴，斗鸡飞鹰，纵酒豪-，挟妓浪游，这光景，不是比上朝的官员们，携卷的举子更引人注目顾盼吗?本节前面曾说，最能体现长安-意义的是天子和百官，最能体现长安文化意义的是口不绝吟的举子生徒们，最能体现长安商业意义的是工商贾客们，而这些游侠少年的禁卫军士们，则可以说体现了作为首都的长安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唐代的军事策略，要而言之是所谓“重首轻足”、“举关中之兵以临四方”，陆贽(唐德宗时为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论关中事宜状》中说:“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玄宗开元以前，天下置府兵633所，关内置府261所，京兆置府131所，每府按兵员千人汁，天下兵约六十余万，关内兵近三十万，京兆兵十三万。这就是“重首轻足”、“举关中之兵以临四方”的本意。明乎此，则长安城中禁卫军士之众，就不足为奇了。
盛中唐之际诗人韦应物《逢杨开府》诗，有一段自述其生平的话：
少事武皇帝，无赖侍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自王粹。骗山风雪夜，长扬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韦应物出身于长安名门，但因家道破败，他并未走读书人仕的家庭传统道路，而是执戟宫廷，成了一名玄宗的侍卫，也就是唐诗中的侠少。韦应物初入宫廷卫队在天宝十载(751年)，时年15岁。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安史叛军攻陷潼关，玄宗辛蜀，韦应物侍从不及，流落关中。至肃宗乾元元年(758年)，22岁的韦应物才重新进入太学读书。从韦应物的自述可以看出他担任宫中侍卫的生活:横行里中、违法乱纪、-(樗蒲是一种-具)、偷人妇女……与其他诗人用乐府旧题所写的长安侠少生活毫无二致。
韦应物诗中已说到他当年的违法行为:“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唐人关于游侠少年的诗，对他们放荡生活之外的违法干纪行为---报仇-也屡有反映:
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都市中。
李白《结容少年场行》
-不回头，轻生如暂别。
孟郊《游侠行》
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
张籍《少年行》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
高适《邯郸少年行》
可以看出，侠少们已由放荡、-、斗鸡、走狗发展到干犯法纪压良善、-报仇，已不单纯是侠少年而迹近恶少了。王建《羽林行》就不再称他们为侠少而径呼其为“恶少”: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这位长安“恶少”在长安城里鼎鼎有名，无人不知晓，他大胆到“楼下劫商楼上醉”，无非是因为自己有“羽林”的身份和豪贵家庭的双重保护(“散入五陵松柏中”表示他的居家所在，“五陵”自汉代以来是豪富贵臣聚居之地)。侍到因-太多按律必须处死的时候，朝廷却因为他有军功而赦免他。“九衢一日消息定”是更进一层:大约这个羽林恶少遇赦之后仍不知收敛，继续为非作歹，长安通衢大街人人都在流传一个确定的消息，说他此次必死无疑了，却不料他还有逃脱之方:改召换姓。改名换姓之后的他仍在羽林军中，在宫殿前悠闲地仰射飞禽，一副谁也莫奈其何的神态。
李益《汉宫少年行》也写了一位长安恶少，这位恶少得势之时“金张许史伺颜色，王侯将相莫敢论。”金、张指汉代的两个大官僚金日磾和张汤，许、史指汉代两个有权势的外戚:宣帝许皇后家和宣帝母史太后家。小小一个羽林军人，连金、张、许、史都奈何不得，则这位羽林恶少背后的势力可想而知。杜牧文中曾说:“当贞元时，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竣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宪宗初，宠于颐，来朝，以其子配以长女。皆挟恩佩势，聚少侠狗马为事，日截驰道，纵击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问。”王武竣王士真、张孝忠都是德宗时有势力的藩镇，他们的儿子皆尚公主，即我们通常说的“附马爷”，其在长安的威风八面，横行霸道，可想而知。
考察唐长安禁卫军士的由“侠少”到“恶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安史之乱后禁军地位的日益隆显重要，二是府兵制的破坏，禁军由府兵“番上”为就地召募，而召募则不免素质低下的“市井屠沽”、“长安奸人”之流入于禁军之中。唐德宗饱受叛乱之苦，曾被迫离开长安，先出奔于梁(今陕西汉中)，再出奔于奉天(今陕西乾县)。《新唐书》载:“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王建笔下那位“百回-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的长安恶少，想来就是眉从德宗的“兴元(即汉中)元从”、“奉天（即乾县)定难”的功臣，其-不偿命的特权是德宗钦赐给他的。京师禁军的无法无天，约自安史乱后为严重，经中、晚唐，愈演愈烈，“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比，考核、查验)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比、附、属)于军，一蝶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中唐以后，横暴为非的禁军几乎史不绝书，少数几位敢于与禁军抗衡斗争的京兆尹(长安行政长官)或赤县令(京兆属其行政长官)的事迹也屡见于史书。略举数例:
杨於陵，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为京兆尹:
先是，编民多窜北军籍中，倚以横间里。於陵请限丁制，减三丁者不得著籍，奸人无所影赖，京师豪右大震。
刘栖楚，敬宗宝历元年至文宗大和元年(825－827年)为京兆尹:
数月，改京兆尹，峻诛罚，不避权贵。先是，诸恶少窜名北军，凌藉衣冠，有罪则进军中，无敢捕。栖楚一切穷治，不阅旬，宿奸老蠢为敛迹。一日，军士乘醉有所陵突，诸少年从旁噪曰:“痴男子，不记头上尹邪?”
薛元赏，武宗会昌四年至会昌五年(844一845年)为京兆尹:
会昌中……复拜京兆尹。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镶肤，夸诡力，割夺坊问。元赏到府三日，收恶少，杖死三十余辈，陈诸市，余党惧，争以火灭其文。……禁屯估势扰府县，元赏数与争，不少纵，由是军暴折载，百姓赖安。
李频，宣宗大中末年为武功令：
于是畿民多籍神策军，吏以其横，类假借，不敢绳以法。频至，有神策士尚君庆，通赋六年不送，悍然出入闾里。频密摘比伍与竞，君庆叩县廷质，频即械送狱，尽条宿恶，请于尹杀之，督所负无所贷。豪猾大惊，屏息奉法，县大治。
从“侠少年”到“恶少年”，仅仅只是一个称渭的转换，却反映了唐王朝由治到乱的变化。唐诗为我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变化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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