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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贞观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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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周的擢用更带有戏剧性。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让群臣上书言国家-得失，作为武将的常何因不通经学，让寄食的穷书生马周代拟了奏疏。疏言二十余事，递上之后，得到唐太宗的高度赞赏。唐太宗奇怪常何何以能写出这样好的东西，再三追问，常何道出了实情。唐太宗立即下令召见马周，在其未到之前“四度遣使催促”，与其交谈后又马上加以擢用。马周前后为官达二十年之久，唐太宗十分欣赏马周办事敏捷、扎实肯干、性甚慎重的工作作风，后来“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其时，像马周这样起自布衣、擢为卿相者，不胜枚举。诗人卢照邻曾无比兴奋地说：“我之得人，于斯时盛！”由此可见，贞观之治的出现，唐太宗惜才、爱才和正确地用才确是重要原因。
贞观盛世的出现，说明人才是真正的宝贵资源，而如何用好人才更是造就盛世的一个重要条件。统观唐太宗的用人政策及其特点，我们不难得到以下有益的启示:
首先用人须德才兼备。唐太宗认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才行兼备是指能力与德行的统一。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讲：“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贞观政要》3）贞观六年，他又对魏征讲：“王者需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可见，把好用人关，坚持德行第一，是唐太宗用人的第一原则。在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其人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太宗的入馆之宾，文采超人。他曾在太宗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叹为观止。但垂三十年之久，他也未获太宗重用。原因何在？正如宋代史臣所说，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
其次是以诚待人。诚信的基本要求是对人诚实不欺，它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原则。对封建君主而言，诚信既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调动内外臣工积极性、造就一支和衷共济的官僚队伍的根本保证。唐太宗颇能以诚待人，他对曹操的诡诈欺人作风深为卑视。在总结隋亡教训时，他认为隋文帝用人多疑，“使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是隋亡的根本原因之一。玄武门之变后，如何对待东宫旧臣，朝中意见不一。当时有许多人持激进态度，主张黜退甚至要斩草除根，但唐太宗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东宫旧臣“引居左右近侍”，使之“心术豁然，无有疑阻”，迅速消解了他们的对立态度，化敌为友，使政局得以迅速稳定下来。
又次，用人如器，舍短取长也是唐太宗用人的特点。为了调动臣下参议朝政的积极性，唐太宗常常强调：“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他认为，“人之行能，不能兼备”，只有“舍短取长，然后为美”。这种用人之道在贞观时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戴胄不通经史，有人嘲笑他不学无术，但为人正直，办事干练，处繁治剧，众务必举，甚得一时之誉。唐太宗用其所长，让他担任大理少卿。在此任上，戴胄公正执法，不阿权贵，政绩斐然，以致唐太宗都从内心发出“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无忧也”的赞叹。又如房玄龄与杜如晦都被称为贞观名相，但他们两人并未有轰轰烈烈的疆场功业，以致宋代史臣在编修唐史时对他们也颇多微词，其实这正反映了唐太宗用人取其所长的独到之处。如果注意到贞观时期的台阁规模、典章文物多出自于此二人之手，就不会有任何偏见了。
正是因为唐太宗为政坚持以人为本，广开用人之路，终于创造了贞观盛世，也创造了贞观时代人才济济的历史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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