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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执掌“共和”年间国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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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以讹传讹了。
也有人认为，共伯和乃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恰好合乎当时人的意愿。他虽然尚是世子，仍可“干王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厉王被逐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当时共伯和年仅20岁，当时国势颠荡，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的、但习以为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和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时度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喜，废而不怒，正是他具有-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么他要灭没共伯和“干政位”之事，而另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迁以为摄行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就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行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说。
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取《史记》说(或将《纪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年》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政，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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