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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在长安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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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可想而知。
以下具体说说唐诗在长安的传播。
唐时有一段关于御沟流水传诗的记载，故事的男主角一说为顾况，一说为卢渥:
明皇代，以杨妃号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沟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去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况)和诗日:“愁见鸳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涯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叹久之，日: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故事的真实性姑不论。从现代传播学的观点看，将个人的诗传递给其他人，就可以视为传播，只是御沟流水、红叶题诗，作为传播的载体和途径，较为奇特罢了。
唐时印刷术已经发明使用，但据今人研究，当时的雕板印刷，仅限于佛经、历书等，诗文的刊印要到中晚唐才开始出现。就传播的方式看，唐诗在长安的流布主要赖文士之间的诗歌交往。这种诗歌的交往涉及到文人的各个阶层:上自帝王、贵戚，下及贫寒之士。唐太宗、高宗、武后经常召集文士聚会赋诗，有时他们自己赋诗而令群臣奉和。今所传尚有许敬宗 (太宗时为中书令)撰 《翰林学士集》一种，共收太宗时君臣唱和诗五十一首，分属十三题，参与者除太宗、许敬宗外，于志宁、陆搢、长孙无忌、 遂良、高士廉、岑文本、上官仪、杨师道、刘子翼……都是太宗朝的重臣。又据说“太宗作诗，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灵座焚之”，君视臣为诗友，一至于斯。高宗、武后出幸，每命群官赋诗，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锦袍”，遂发生了左史东方虬与宋之问之间争夺锦袍之事。中宗时，“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有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等二十四人充数满员。凡天子饷会游豫，惟宰相、直学士得，“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玄宗尤其是雅好文词的风流皇帝，”开元帝 (指玄宗)性既豪丽，复工词墨，故于宰相拜上，岳牧出镇，往往亲御宸章，普令和赠，为一时盛事”，“绪论”所引天宝初贺知章告老还乡、玄宗命左相以下百官饯别赋诗，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诗歌写作活动。其后的德宗、宪宗、文宗、武宗、宣宗，莫不如此，而德宗贞元间赐宴曲江的一次赋诗，差可与之相比:
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为诗序……因诏曰:“卿等重阳宴会，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刘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
计其人数，当不下千百人。以上这些君臣奉和，既是群体诗歌创作活动，也是诗歌的传播，其范围，起先或限于参与者数十人、百人，因为是皇帝亲自参与，其传播力度大、速度快，很快遍及朝野乃至全国。
帝王与文士如此，贵宦 (诸王、公主、外戚、宰臣)亦复如此。贵宦们好宴集，凡宴集必邀文士参与并赋诗。杨师道(高祖驸马，贞观中为中书令)的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 (贞观中为中书侍郎，高宗时为尚书左仆射)的家宅宴集，高正臣(高宗时为卫尉卿)的晦日林亭置酒、晦日重宴、上元夜宴都是当时有名的诗酒宴集。如高正臣晦日林亭置酒，宴中所赋诗今见于《全唐诗》者，尚有二十首。玄宗时宁王 (玄宗兄)、薛王、歧王 (玄宗弟)、玉贞公主等，也有这样的宴集。代宗时，郭子仪 (为太尉、中书令，封汾阳王)子郭暖尚升平公主，喜宴集，钱起、李端、卢纶等“大历十才子”皆是其座上客。这类诗酒宴集又频于帝王之游豫应诏，所为诗题材较为广泛，且每有性情之作，传播的范围相应也较为广泛。
最频繁的诗歌交流在中下层官吏之间和官吏与乡贡举子之间。这些诗歌交往，有时规模极大，如睿宗年间天台道士司马承帧还山，中书舍人李适赠诗，“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合，凡三百余人”。文人小集团 (交游密切者，-观点接近或创作风气相近者)之间，规模虽小而诗歌交往几乎无处无时不有，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引动数首诗的写作及相应的传播。如王维营别业于辋川，有 《辋川集》二十首，诗人裴迪一一和之;李绅为《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和其十五首，复引出白居易规模更大的《新乐府五十首》的写作;裴度 (时为司空)赠张籍马，张籍有《谢裴司空赠马诗》，裴度因张籍之谢而有《答张籍》诗，二诗传开，韩愈又有《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诗。如此牵延不断，诗歌的传播借此得以展开。姑以张籍为例。张籍自贞元十五年 (799年)中进士，大半生活动在长安，为官卑且微。据今人统计，张籍诗作中赠、送、寄、呈、答……其他诗人的诗约在二百四十首左右，其他诗人赠、送、寄、呈、答……张籍的诗约在七十首左右，诗歌往来、传播，总数在三百首以上。以张籍类推，可以推知长安范围内诗歌的交往、传播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更重要的传播还在于:不断地有官员和应举士人来到长安，他们必然带来自己的或他人的诗篇 (李白的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进人长安而为天子所知)，又不断地有官员文士离开长安，他们也必然将流传于长安的诗歌带到全国各地。诗歌传播的空间因此而变得非常辽阔。今传的“唐人选唐诗”经整理约有十数种，其中许敬宗编《翰林学士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李康成编《玉台后集》、芮挺章编《国秀集》、令狐楚编《御览诗》、姚合编《极玄集》、韦庄编《又玄集》数种，都编成于长安，因为编者多系朝廷官员，如许敬宗太宗时为中书令，崔融武后时为凤阁舍人，令狐楚自署 “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姚合自署“谏议大夫”，韦庄书编成于他仕于长安、入蜀之前，惟 《国秀集》编者芮挺章为国子监生，也在长安。韦彀《才调集》编成于他仕于后蜀时，在成都，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 《中兴间气集》二种编者生平不详，编辑之地却可以肯定不在长安。编辑于长安的书，说明长安为唐诗流行和传播的中心，无论朝廷官员或国子监生，皆可以据个人所得或耳闻目睹搜集抄撮而成。《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二种虽非编于长安，但此二集俱立足于全国，所选诗大多是当时活跃于长安诗坛的诗人的作品，带有某种“精选”眼光，不带地域性，也不限于编者个人的交游，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唐诗先广泛流播于长安、再由长安流播于外地。殷璠在 《河岳英灵集叙》中说:“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爱因退迹，得遂宿心。”他曾在润州 (今江苏镇江)任“文学”（州佐官），“退迹”之后，能很容易地在润州获取自长安流播到本地的诗歌。晚唐诗人韦庄有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写黄巢农民军入长安后种种情况，篇幅为唐诗之冠（238句，1666字)。但此诗自北宋时即湮没无闻，百到近世敦煌石室发现才重见天光。令人惊诧的是，敦煌石室中竟有《秦妇吟》九个写本，多数写本末署年月，其中一个署“天复五年 (905年)十二月十五日”，距韦庄 《秦妇吟》之作，仅仅二十五年而已！唐末时敦煌，已非昔日商贾云集、行李往来景象，即此可知唐诗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前引元镇 《白氏长庆集叙》中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后，多以诗章相酬答……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妄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这一段话既是说唐诗广泛的社会化，也是在说唐诗的传播。传播的方式有“口道”，有“题壁”，有 “缮写、模勒、衒卖”。众口相诵，最为习见，不赘述。“题壁”则是唐诗借以流传很常见、很新颖的方式。今人有将“题壁诗”作专题予以深入研究者，如台湾罗宗涛有 《唐人题壁诗初探》一文。罗文说:“题壁诗为一种发表的方式，传播的手段……有公开发表、使其流传的意图。”题诗于壁，有诗人自题者，为“公开发表”，有他人代题者，是“使其流传”。题壁不限于题于墙壁，据罗文统计，“除题于墙壁之外，包括题于石壁、石上、雪地、门、户、扉、窗、轩、楹、柱、梁、屏风、诗板、榜子”，皆可视为“题壁”;“题诗的处所遍及宫、省、院、台、府、郡、县、驿、馆、寺、观、关、城、自宅、亲友宅、陌生人宅、塔坟”，几乎无处不可以题。值得注意的是 “诗板”题诗。诗板为木制，修整光洁，是寺观驿亭酒店专为诗人题诗所制，为唐宋时常见 (宋时称为“诗卿”)。唐人书写的诗板，常常会得到妥善保存，有的竟保存到宋代。以上墙壁、石壁、门、扉、楹、柱、梁等，能够成为诗歌传播的“载体”，全在于我国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和墨，可以说，以“题壁”的方式传播诗歌，是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复据罗文统计，寒山 (唐诗僧)题壁诗有三百多首，白居易有四十多首，元稹约十二首，贯休(诗僧)约九首……这些皆是诗人自题。至于他人代诗人题壁(将自己喜爱的诗人的诗题于壁上)，则更多了，如元稹《叙》中所说，他和白居易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传播量之大可知。也不要忽视了这一类“代诗人题壁”诗的价值，如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李白的两首词:《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就是北宋人魏泰在鼎州沧水驿楼上发现的。
元稹 《叙》中所说的“模勒”就是刻印，说明至中晚唐时刻印时人的诗集已渐成气候。受印刷术工艺 (包括纸张)的限制，唐诗的“模勒”可能规模小、数量少，也不够普及。在唐时长安，诗集或诗篇恐仍以"缮写"即抄写为主。有专门从事手抄诗文、书籍出售以为职业者，当时呼为“笔生”。也有好事之徒，但获某人之诗，抄写数纸，即行“衒卖”，或持去换酒、茶喝，如同有价值的货币。乡贡举子入京之前和入京之后，也要手抄个人所作诗文，向长安官员或文坛先辈“行卷”(呈递诗文)。崔立之，博陵 (故址在今河北蠡县南)人，应进士试时“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携带大量装裱妥当的诗文以备行卷。进士考罢，无论中与不中，旧的诗文卷子就往往弃置不用，也有被人取走出售于街市的。宪宗元和时，李播任蕲州刺史，有一秀才携诗卷谒他，正是李播当年未第时的“行卷”，李播问他于何处所得，答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秀才行卷本身即是诗文的传播，行卷被售于书肆，传播的范围无形中也扩大了。
乐工谱曲、歌妓传唱也是唐诗在长安流行传播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被谱曲、传唱的唐诗，犹如先秦的《诗经》和汉代的乐府诗，所不同者，在于诗歌的文字创作在先，而乐工谱曲、歌妓传唱在后。研究者称此种曾被演唱的唐诗为“声诗”。据任半塘 《唐声诗》统计，“唐诗及唐代民间齐言(诗)中确实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者约二千首”，“其中所用之曲调百余名”。唐朝廷自高祖武德时宫中即设教坊，玄宗开元三年 (715年)又置左右教坊，天宝时复置梨园，这些都是宫廷官方或半官方的音乐、舞蹈演出机构。以长安之大，又有杂处于各种娱乐场所 (如歌楼酒肆)的职业性乐工歌妓，再加上官吏私蓄的歌妓，形成了为数甚巨的音乐歌舞演出队伍。唐时无采诗制度，但这些官、私的音乐人员常以其艺术感觉，搜集当时诗人所创作的诗歌 (其形式以五、七言绝句为主)，谱以曲调，加以“改制”，使之适应乐曲的需要，然后再演唱出来。愈是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歌愈是乐工捕获的对象。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原为送别之诗，被乐工谱曲为《渭城曲》后，凡长安送别皆歌此曲，传唱百年不衰;李益每作一首，为教坊乐人以贿 (钱物)取之，唱为供奉歌辞;长安著名歌妓刘采春所唱百余首歌，“皆当代才子所作”。这样的例子很多，以下有关章节也将再予论列，此不赘。须知唐诗一旦经音乐“包装”之后，其传播的速度将更快，传播的范围、或曰接受的人将更广泛。杜牧尝说:“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厚薄，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唐时有《河满子》之曲(河一作何)，传说为开元时沧州歌者临刑时所献。晚唐诗人张祜以《何满子》为题作的歌辞，为六宫所盛唱，号为“断肠声”。王维 《渭城曲》因其声音之曼妙，不但成为离席祖筵必唱之曲，即寻常百姓也喜欢唱它以抒情解闷，《刘宾客嘉话》载长安有饼师，“贫时日讴歌而当垆，兴 (起床)甚早。”后得人相助，不复再操旧业，说:“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唐诗经谱曲传唱，就如同插上翅膀，传入宫廷，传入寻常百姓之家;音乐借助诗歌乃得以唱，诗歌借助音乐广为传播。凡大都市，都有一支为数不少的官私乐妓，如洛阳、扬州、杭州等，但仍以长安的乐妓阵容最大，演唱也最精良。
唐诗就是这样通过种种传播渠道传播，以至流向异域海外。白居易说元稹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稹亦谓白居易诗“鸡林 (唐时新罗国别称，即今韩国)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岑参诗也为“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孟郊自言其诗“诗随过海船”，到了日本。尤其是白居易的诗，因为浅直易晓，流播域外最广，至于“虏中”(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唐以其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国力以及独步海内外的诗歌艺术，吸引了许多来华学习的“遣唐使”。仅以日本为例，有唐一代，其遣唐使团达十三次之多，每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另有非官派自行入唐者，其人数亦复不少。这些遣唐使，固非为专习中国诗歌艺术而来，但他们在入唐求“法”的同时，习染中国诗歌技能、并将大量诗歌带回本土则是必然的。日本僧人圆仁至唐求法将近十年，返日时，携回其在长安等处得到的佛教经论、章疏、传记、诗文集近六百部，其中包括《开元诗格》一卷、《祝无膺诗集》一卷、《杭越唱合诗集》一卷、《杜员外集》二卷、《百家诗集》六卷、《王昌龄诗集》二卷、《朱书诗》一卷等。日本僧人空海归国后据他在中国的学习及所携中国诗文撰成文论巨著《文镜秘府论》，则更是尽人皆知的。日、韩遣唐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娴熟掌握中国传统诗文技巧，诗和骄文都写得很好，如日本人晁衡 (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文化覆盖了差不多整个古代东方。其所以如此，有赖于文化的传播，而长安，则是这传播的中心。
唐诗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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