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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举和长安请谒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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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李山甫《赴举别所知》
而送人赴举的诗，却大都只说鼓励的话，似乎攀枝折桂，只在举手一劳之间:
清秀过终童，携书访老翁。以吾为世旧，怜尔继家风。淮岸经霜柳，关城带月鸿。春归定得意，花送到东中。
李嘉祐《送张惟俭秀才入举》
入贡列诸生，诗书业早成。家承孔圣后，身有鲁儒名。楚水通荥浦，秦山拥汉京。爱君方弱冠，为赋少年行。
皇甫冉《送孔党赴举》
举子们到长安后，要办理许多考前的手续，如到礼部 “纳家状”(个人本贯及三代名讳等)，随后要“结款通保”(确定在长安寓居之地，并数人互相担保)，往国子监拜谒孔子像等。对于举子来说最大的荣耀是可以参加元日大朝会。元日朝会一过，很快就要临近考试了。
以上活动可以说是官方程序性的。外地举子约于秋、冬之际来到长安，至来年正月参加考试，其间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对于举子们来说，重要而具有实质性的活动，则是干谒——拜谒长安官员或文坛先辈求其揄扬荐举以利于科试顺利。
唐时干谒行为公开盛行，与进士试不糊名 (不是密封试卷)有关，亦与官员可以公开向主考官荐举人才的制度有关。考卷不糊名，是考试制度尚不够严密的表现;可以向考官荐举人才，则是汉魏以来察举制度遗风的体现。总的来看，公开地干谒，公开地荐举，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自信，吏治状况基本良好。唐代的干谒和荐举，至今流传着许多佳话，如白居易以诗谒顾况，杨敬之“到处逢人说项斯”等，都是今人津津乐道的例子。干谒者与被干谒者之间的关系，以今日的人际关系理解，就是求人者被人求者之间的关系。干谒既作为一种官方允许、群众认可的科举考试辅助手段，则要求保持一种正常的"秩序"和环境。对于干谒者来说，不屈已而干人;对于被干谒者来说，要有奖拔后进的胸怀和鉴识人才的眼光。《本事诗》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 (贺知章其时为秘书监)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末竟，称叹者数四，号为 ‘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应是干谒者与被干谒者双方最高的典范。韩愈四试于礼部 (进士试)乃一第，三选于吏部 (吏部委派官员的考试)卒无成，困顿于长安，达七八年之久。其入仕之后，晚年官至刑、兵、吏三部侍郎，又曾为国子监祭酒 (相当于朝廷官方大学校长)，诗文创作，堪称当时文坛宗主。其人仕之前广为干谒，既仕且达之后，干谒者亦很多。所以韩愈作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都是一位很典型的人。关于干谒，韩愈有一套理论，他说:
夫士之来也，必有求于阁下;夫以贫贱而求于富贵，正其宜也。阁下之财，不可遍施于天下，在择其人之贤愚而厚薄等级之可也。假如贤者至，阁下乃一见之，愚者至，不得见焉，则贤者莫不至而愚者日以远矣。假如愚者至，阁下以千金与之，贤者至，亦以千金与之，则愚者莫不至而贤者日远矣。欲求得士之道，尽于此而已;欲求士之贤愚，在于精鉴博采之而已。
处处把干谒行为与国家和人才联系起来，所以尽管目的在于求他人的举荐甚至是他人的“千金”之赠，亦显得辞严义正。他还有一些以“寓言”形式写就的干谒文字，托物借喻，将人才喻为千里马，将“精鉴博采”的王公官吏喻为伯乐。这个比喻现在几乎己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应该说，作为干谒者，韩愈是抓住了干谒的实质，虽然韩愈干谒，时有急不择人之嫌，又有好诉贫苦、不安于贫之讥，大体上来说还是在干谒行为的正常秩序和环境中进行的。至于韩愈既仕且达之后，作为被干谒者，韩愈的行为更是无可挑剔的，他曾数荐孟郊、奖拔张籍，他如卢仝、贾岛、李贺、李绅、牛僧孺等十数人，都曾得到他的举荐和褒誉。清人叶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称赞他有“古盛世贤宰相”的气度。
干谒者所呈的个人写作，多是诗文，有的也有小说 (即传奇)。白居易干谒顾况诗卷的压卷之作，就是有名的《赋得原上草送别》;朱庆馀干谒张籍的《近试上张水部》诗，也极得风人之旨。一般来说干谒之诗自然都是干谒者自认为最得意的创作。据今人萧涤非考证，皮日休 《皮子文薮》就是他为干谒而作。 《云溪友议》 、《唐诗纪事》载李绅曾以《悯农二首》向吕温干谒， 《北梦琐言》载聂夷中以《公子家》、《咏田家》向高提干谒。这几首诗都是中晚唐之际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名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悯农二首》
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
《公子家》
父耕原上田，子 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咏田家》
单凭这几首，我们即可以判断干谒者的干谒行为是端正的，甚至我们还可以即此判断干谒者的诗风也是端正健康的。下边一则记载则有所不同:
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
崔颢是盛唐著名诗人，他的《黄鹤楼》诗，曾让李白敛手，自叹不如。但崔颢又是有名的“有俊才，无士行”的诗人，好为艳诗，名陷轻薄。他后来到过边塞，诗风大变。“十五嫁王昌”之诗今存，题为《王家-》: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
其诗大有齐梁宫体余风。李邕是有名的端方之士，好引荐后进，但崔颢以轻桃的艳诗干谒他，却不免要受到斥责了。
崔颢的艳诗，或者还可以说是唐诗之一体，下面的几则记载，则说明干谒者的行为是低级恶俗的，而干谒之诗也是趣味低下的:
进士(即举子)杨光远，惟多矫饰，不识忌讳，游谒王公之门，干索权豪之族，未尝自足，稍有不从，便多诽谤。常遭有势者挞辱，略无改悔。时人多鄙之，皆云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铁甲也。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岁，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 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为成中令 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主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
唐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怠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忧。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童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浃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 妪辈怪骂沸腾，尽要掴其面。是年登第。
如杨光远这样的例子，尚非绝无仅有。其迹近于无赖，足见科场风气的低下，而干谒的正常秩序和纯净的环境也已被污染得不像样子了。卢延让是晚唐有名的苦吟诗人，“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就是他的名句。大凡苦吟诗人，诗材不免琐碎，史称卢延让“不尚奇巧，多以近俗入诗”，“近俗”就是琐碎。这几首“猫儿狗子”的诗，不见于《全唐诗》，见于今人所辑《全唐诗补编》，亦仅存残联。一是卢延让本不该将这样的诗纳于卷中去干谒，二是几位被干谒者不应当仅欣赏这些毫无诗意、近于打油的诗。李昌符是晚唐“咸通十哲”之一。他的《婢仆诗》五十首除以上所引二首之外，余皆不存。《全唐诗》录李昌符诗一卷，趣味都远高出于《婢仆诗》，猜想李昌符为了干谒公卿 (因公卿家里皆广有婢仆），于是出此怪招，以揭露婢仆隐私为诗材，讨好公卿。两首诗前首说女婢借故偷懒，后首说婢仆馋贪，好沾小便宜，用意鄙俗，几近无聊。不意这样的诗尚能引起轰动效应，李昌符第二年便进士及第。世风诗风和科场习气之坏，可想而知了。这哪里还有丝毫韩愈所说的“精鉴博采”的味道呢?
干谒风气之坏，一方面来自干谒者，一方面更与被干谒者有关。被干谒者一旦在位，未免对后进之士有倨傲或怠慢轻视之处。例如盛唐李邕，颇有接引后进的美名，但李白《上李邕》诗却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此诗的作年及本事今已不晓，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年轻时的李白曾在李邕那里碰过钉子，两人之间至少产生过误会。这尚是“情节”较轻的，《唐摭言》载郑光业弟兄共有一大皮箱，凡举子干谒，诗文句有可嗤笑者即投入其中，号曰“苦海”，其弟兄常从“苦海”中取一二卷轴，以为谐戏谈笑之资。也有荐举不当者。会昌三年 (843年)，宰相李德裕连荐三人于主考官，主考官照名录取为前三名。其第二名丁稜中第后谒宰相，因头名卢肇因故末至，须由第二名丁稜代众进士致词。致词首句应说“稜等登第”，而稜惊惧，“赫然发汗"，又患口吃，”鞠躬移时，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发其后语而退，左右皆笑。”丁稜举进士后，曾居何官，不详，今存诗也仅二首，足见不是个货真价实的人材。李德裕以宰相之尊，素有奖拔寒俊的名誉，但荐举不得人，且大大干扰了考官录用的职权，其与韩愈所说“精鉴博采”也相去甚远了。
总的来看，唐代的干谒和举荐的风气大体上尚属良好。但是，随着进士试施行的年深日久，社会风气的日渐低下，干谒和举荐的正常秩序难免不受到污染和破坏。多数品质刚正行为端方的举子，无不以广事干谒为耻而又不得不违心地从事干谒。韩愈后来回忆他在长安干谒的窘状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日思之， 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杜甫说自己“独耻事干谒”;其实杜甫在长安近十年，是亲尝干谒之苦体验最深的一位，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 (应是十三之误)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这首自诉干谒之苦的诗本身仍是干谒，不过韦济 (时任尚书左丞)待他好一些、更欣赏他的诗罢了。
唐诗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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