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提出了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的悬疑

东晋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最详：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而陶令只擅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留下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这句话，后来成为教授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做“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斗米解释为陶渊明的职务收入。但也有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薪或月薪仅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对不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薪应是四百斛，怎么会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

这个悬疑，恰好为我们了解一些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方面的常识，提供了一个由头。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全发粮食，每年领取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种种名目，像刘备担任过的县尉这一级，最低年薪是一百石。从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个办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议的五斗米，其实也同这种钱谷搭配的俸禄结构有关。按照《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可知陶县长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者食用一月。如果当时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话，那么五斗米外还应加上现钱八十三文，无论怎么讲，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职务收入还不止这笔由钱谷合成的年薪。从晋代开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制，即官员可根据品级高低，向国家领取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职务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其《归去来辞序》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笔者揣测，“犹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他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田地、粮食、现钱三位一体的俸禄制度一直持续到唐代，碰到陶渊明这种中途去职换人的情况，田里的收成究竟如何分配呢？据《南史· 循吏列传》介绍，最初的办法是同谷钱的年薪制配套，田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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