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金九先生一手策划了尹奉吉义士上海虹口公园扔弹事件。一声巨响，炸毙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炸伤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等数10名日本高级官员，举世震惊。

5月10日，金九为了阻止日本宪警对于上海韩侨的野蛮搜捕，在上海各报刊发表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宜布虹口炸案和东京炸案均为本人指使。

金九还在《独立评论》上评述说:“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宜有同感与。死于沪战之数万生灵，从此九泉冤魂可瞑目矣。噫!匹夫有志，可夺三军之帅;真诚心忧国者，当此危急之秋，岂可坐以待毙，而不亟起奋斗乎?”侨居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海外各地的韩侨，听到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热情空前高涨，捐款也比以往更慷慨踊跃，临时政府在海内外韩国侨民中的政治影响大大扩扬。

嘉兴避难

上海虹口公园事件以后，日本军警像疯狗似地在法租界内大肆抓人.5月10日的金九声明发表后，日本军警释放了部分被抓的韩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金九，曾悬赏60万元缉拿。金九在法租界已无法藏身。

最初，金九先生隐居在美国神甫费吾生的家中。金九声明发表后，日本军警搜捕更紧。为了摆脱日本军警的搜捕，金九在中国友人褚辅成先生的帮助下，于1932年初夏，秘密来到嘉兴、海盐，开始了半年的避难生涯。此时临时政府也撤离上海，迁到杭州。金九先生的安全保护间题，得到了中国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直接关心。当金九启程来到嘉兴的时候，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的韩国志士朴精一求见部长陈果夫，请求紧急援助。经过最高当局批准，陈果夫派遣亲信萧铮赶往浙江，布置地方当局予以保护.萧铮长期在浙江工作，与各方人士熟识.他找到曾任褚辅成秘书的江一天女士，请她与褚家联络，褚氏表示金九在嘉兴的一切均由其负责。萧铮又与浙江省警务处长蒋伯诚密谈，请其注意保护金九，蒋氏亦拍胸承当金的安全之贵。

在嘉兴，金九化名为张震、张震球，对外称是广东商人。褚辅成将金九安排在南门梅湾76号的老式小楼里隐居.此横有二层，十分隐蔽。进屋后粗一看，那通向楼上的门极像一扇老式大橱的门，将门拉开，才见有楼梯上楼.楼上有3个六角形的气孔，由可移动的木窗遮掩。打开木窗，可尽见楼下活动情况。楼上还有两块可移动的地板，把地板拉开，放下楼梯，可直下湖畔，遇有可疑者进门，金九便可通过此处下楼上船，飘然他走。

不久，日本军警由于在上海不见金九的踪影，便派密探在沪杭线和京沪线侦查。在褚家长媳朱佳蕊建议下，褚氏当机立断，又迅速将金九转移至位于海盐和海宁交界的南北湖。在那里有一幢朱家的别具特色的乡间别墅，号为“载青别墅”，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既宁静悠闲，又安全可靠，是一个藏身的好去处。七八月间的一天，正是江南最为闷热的天气，褚夫人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放下怀中不满半岁的婴儿，勇敢地独自护送金九到海盐，第二天又转道六里堰，翻过野鸭岭，到达金牛山麓、南北湖畔的载青别墅。金九在此安全避难数月。多年后，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回忆当年的动人情景，激动地写道:“褚夫人穿着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频频用手帕拭着汗，爬山过岭。夫人娘家的奴婢带着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随着我们，我看着这光景真想把这场面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

在上海14年，金九专意于临时政府的工作，抽不出时间去游览苏州、杭州、南京，甚至连上海城廓之外都没有跨出过一步。在南北湖，金九几乎每天能驾一叶扁舟，荡漾在湖面上，尽兴地徜徉于山水之间，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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