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派驻驻外大使，今人看来是最正常、平常的一件事，可能认为与《烟台条约》中赔款、通商等项相比，此条不值一提。其实，当年这可是有“天翻地覆”之感的大事。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这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但中国从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而近代以来却又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从列强的压力和横蛮要求。这种对“洋人”既鄙视又恐惧的心理与坚持传统“礼仪”、中外从不互派大使的观念紧紧纠结一起，更不愿派驻驻外大使。互派大使，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争论最大、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为痛心疾首的一条即外国公使驻京。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时，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宁可一战也绝不让步。但在英国代表与其将来北京挤满了外国军队、不如现在就痛快答应的武力威胁下，咸丰皇帝最终勉强同意此点，批准了《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来，清廷大员一片怒斥，认为撼动国体，“从来外夷臣服中国”，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是“不修臣节”。咸丰皇帝则又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英、法侵略者拒绝改订条约之议，决心以武力将其公使“送入”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外国公使“史无前例”地开始常驻北京。但是，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仍一直没有外派驻外大臣。对此，西方列强一直不满，认为这表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所以在中英因“马嘉理案”谈判时，英方一直坚持中国要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高官出使英国，但派谁出去却是清政府的一大难题。因为当时人们不仅将出洋视为畏途，更将离开“礼仪之邦”到“蛮夷之邦”视为一件奇耻大辱，出洋者将名声扫地，很难找到愿意出洋的高官。同时，出使者又必须懂“洋务”，在清政府的高官中懂洋务者实在太少。

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在政坛几起几落的郭嵩焘（字筠仙）担此重任，因其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1875年初，辞官在家闲居八年的郭嵩焘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而“马嘉理案”几乎同时发生，最终中国同意向英国派驻公使。

中国对外派驻常驻公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当然，是在屈辱中被迫走向世界。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来，他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