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1916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100—250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一千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1918年《新青年》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寻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化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根据《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洋（合今人民币人民币1万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今人民币6 000元）。……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鲁迅当时在中华民国###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洋，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1918年直到1922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

另有资料表明：20年代初，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收入共400银圆，胡适（文科教授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月收入300银圆，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兼任政治系教授）月收入300银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300银圆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银圆。又，20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117银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500银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100—200银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银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银圆，也即每月11银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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