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多为30里，明朝裁撤之后，驿站数量减少，驿站之间的距离改为60里，后来，驿站越撤越少，驿站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了200里以上。裁撤驿站确实节约了朝廷的财政开支，据测算，崇祯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驿站之后，节省国库开支10万两白银。但是，裁撤驿站之后，驿站的服务质量严重缩水，很多官员也因忍受不了长距离的跋涉而放弃了必要的巡视检查工作，导致了惰政的进一步滋长。同时，被裁员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更关键的是，就在崇祯皇帝的一次大规模裁撤驿站的行动中，驿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岗。后来，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领导了农民起义，给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击。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就只得上吊自尽了。
纵观历史上的裁员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裁员本身并无好坏，但裁员的方向却事关成败。唐太宗李世民裁员，先拿自己秦王府的旧部开刀，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最后，不仅裁员成功了，而且裁员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亲”，名为财政改革，实为转移社会矛盾。结果，社会矛盾不仅没被解决，反而被激化了。对比之下，二者真是判若云泥。
一句话，裁员之事要思量，像宋朝那样，任由冗员过多和机构臃肿不管，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行；像明朝那样，该对皇亲下手却非要对底层小吏动刀，裁员的方向不对也不行。只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不但问题看得准，而且方向也选得对，这样，“该出手时就出手”，裁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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