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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孔子关于“君子不器”的定性，这意思大概是说子贡是个单方面的实干家，不会成为一个修齐治平的君子。有人根据瑚琏的功用，把子贡说成是“贵重而又华美的高级饭桶”，这当然是以今论古的戏谑，说来好玩，但比拟蹩脚，未免失当。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察知，子贡并不被孔子看好。更倒楣的是，在论及前程时，孔子对子贡还有一段让人沮丧的鉴定。意思是说，我死了以后，子夏的学问会越来越好，子贡的学问却会退步。
看过孔子与子贡师生之间的这些故事，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合上书本后，有意无意间为孔门弟子的境遇瞎操心起来。面对老师有失公允的责备和评价，子贡的内心会怎么想，会不会感到委屈和压抑，有没有怨言或腹诽？从史书记载来看，子贡对孔子的敬重之情是很真挚的。孔子弥留之际，子贡一直陪护在旁；孔子去世之后，子贡结庐孔子墓前守孝六年之久。由此推想，对孔子严父般的教诲方式，子贡是能够接受和体谅的。于是我想，如果有人准备就孔子与弟子们相处的恩恩怨怨为素材，来写传记体小说，侧重于子贡等人的心理感受，是很有意思的。
子贡后来的发展，既没有像孔子预言的那样走下坡路，也没有因孔子对他的“酷评”而怨尤、消沉。孔子死后，子贡不仅尽师孝、尊师道、敬师业，而且成了“诸侯无不仆庭与之抗礼”的跨国企业大老板，并能低调做人，富而无骄，以商促教，不遗余力地弘扬孔子的思想，是孔门弟子中最有实力且功业卓著的一流人才。且不用说司马迁等知名史家、后世的有识之士对他赞誉良多，评价颇高，即使在当世，也曾有过“子贡贤于仲尼”的说法。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孔子看人的眼力有问题，或者说他老人家知人论事主观武断、失之偏颇了呢？其实不然，我们只要深入探讨一下孔子办学育人的用心，其中的乖谬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孔子认为，完整人格的形成比较难，也往往容易被忽略，而这将会影响弟子的一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也比做事、做官要难。所以在教书育人时，孔子总体上是把道德修为摆在才艺习用之前的。按照现代眼光看，这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相悖，重德轻才，抹杀能人，显然有些保守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重艺轻德、恃才傲物、术高品低之类的能人，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取的。
从个体层面看，孔子本人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师长，以精通六艺而著称。他对那些特长生，应该是青眼有加、倍加赏识的。但孔子看人育人，并不止于个体层面，而是把眼光投向社会层面，即公共建设领域。他主张把个人德行放到社会领域去考察，将现实表现放到长远发展上去考量。因此，孔子非常留意个案影响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非常留意当下行为与长期效应的关系。就拿子贡自费赎奴与子路救人受礼这两件事来说，孔子批评子贡，是因为照子贡的做法，以后赎奴的人就少了；孔子赞扬子路，是因为照子路的做法，以后救人的事就多了。当今政府设置见义勇为奖，出发点也在这里。
正由于孔子秉持的是这样的教育方针，所以他对子路、子贡等一些特长生就颇多担心。除了担心子路因莽撞而招祸之外，子贡也总是让孔子放心不下。子路就像李逵式的人物，虽勇且义，但性情憨直，容易冲动，又不谙趋避之道，难免遭遇不测，他的下场果然很惨。子贡能力虽强，但却聪明外露，出了麻烦自己倒楣，还会牵累他人。对于子贡这些特长生的技能和行为，孔子考量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善恶意义，而是担心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长远后果。有道是“曲则全，枉则直”。以上这些，或许就是孔子对子贡批评多于表扬、劝诫多于鼓励的用心所在，也是子贡善解师意、不负师教、终成大业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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