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  作者：郝延平（美）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们一向认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逢。然而，在晚清的条约口岸，以中国买办为中介，东方和西方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相遂了。

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买办的中介角色不仅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的结局并非令人愉快。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在近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近代史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过程。西方冲击发生于条约口岸，并在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谈判和军事对扰通常是因贸易关系发生冲突而激起的，站在贸易背后的则是西方商人，贸易正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

西方商人同一个本质上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接触，需要当地人的帮助。1842年废除垄断性的公行制度以后，买办取代了行商，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商业居间人。买办是在华外国行号的中国经理，在外国行号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

买办作为中外商人的居闻人，首要条件是具有某种经济职能，这种经济职能乃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跳板。由于1842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对商业中介人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了。然而，人们终于发觉语言上的困难和货币的复杂以及中国商业惯例、社会习俗不同，已是中外之间自由和直接交易的主要障碍。

买办为洋行和中国商业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他们在洋行里，招募和管理中国雇员，充当银库保管，提供市场行情，为钱庄票据作保，从各方面协助外国大班同中国人做生意。

这种类型的商业中介人并不是一种独特的外来的制度，而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纯系中国的、人们称为牙行的特许经纪人制度早就在执行这类中介人的职能了。因此，即使外国人十分熟情况，比方说象河北的商人到广州那释，他们仍然会.利用类似牙行那样的机构。

事实上，1842年之前外商通过官方的中国牙行进行贸易并不少见。牙行是独立的抽取佣金的代理人，买办财主要是通过契约关系受雇于外商，在这个意义上买办不同于经纪人。然而新出现的买办是从公行制度中取得经验的，因为这种买办制度不是在真空中生长起来的，它有时取其他制度而代之，有时又兼容并蓄，为自己并辟道路。

在清代(1640一1912)，中国人的商业活动广泛而又复杂，较有势力的商人是那些操纵茶、盐、丝、棉花和鸦片交易的人。他们中最值得注意的着来是垄断性的盐商，其次是行商。在早期中外贸易中，经营同欧洲人贸易的中国商人组成了商人行会——公行。公行是经官方特许的，并对官方负责，对所有同西方商人的贸易享有垄断权。公行的成员称为行商，在1842年以前，他们组成了最大的商业团体之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以后，《南京条约》导致了行商独霸对外贸易局面的结束。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