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在泰戈尔的具体指导下，谭云山制定了一个中印文化交流的计划。他请国际大学同仁一同商定，准备要带回中国去给中印学会的领导人看，还会报请中国最高当局，争取筹足经费，回印度破土动工。

计划非常具体，共分4个部分：第一，建造中国学院，包括1个大厅，1间阅览室，1间厨房和12间客房，总共需费3万卢比印币，或3．3万法币；第二，中国学院将设立基金，数目是12万卢比(合13．2万法币)供聘用两位教授(一位为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另一位为中国佛教讲座教授)之用(月薪 250卢比)；第三，中国学院将设立奖学金，分甲、乙两级。甲级奖学金每月100卢比，乙级奖学金每月50卢比，每级共4名。设立8名奖学金的基金将需 14．44万卢比(合15．8万法币)。第四，中国学院将设图书馆，书籍将由各方捐赠。

泰戈尔看了表示同意，并在这项计划上写了批语：“我欣然做东道主，让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当做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中国朋友们会衷心欢迎中印学会，并给予我的友人谭云山教授以慷慨的援助，俾使这个计划实现，为中印两国紧密的文化交流创造一个永恒的机构。”

1934年10月，谭云山离开圣地尼克坦回到上海和南京，写信给泰戈尔报告。泰戈尔于12月8日回信说：“我高兴地知道你平安回到祖国。我们将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你与中印学会有关的工作。我并且真挚地希望中国学院的计划不久将会实现。”

谭云山回忆说：“我带着上述计划于1934年10月回国去筹集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所必需的款项和书籍。我在中国花了一年多工夫才完成这一使命。虽然我没能使整个计划实现，但得到了充足的经费开始兴建。我募到的钱足够完成中国学院的建筑，并购置家具。我所募到的捐书更超过原来的估计。中印学会在中国买到10万卷中文书，其他朋友和出版社又赠送了大约5万卷。”

1935年8月4日，泰戈尔写信给谭云山说：“中印学会已经寄给我作为建筑中国学院费用的三万一千七百十二卢比七安那半的支票。我已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支票收到，并表达了我的感激。可是，我不能忘记你，因为我知道，这件大事只有你那不知疲劳的活动才能办到。我们何时能把你盼到圣地尼克坦来呢?”信发出14天后，泰戈尔又于8月18日写信给谭云山，催促谭云山回圣地尼克坦共商建立中国学院的细节。

1936年，泰戈尔收到了中印学会第一任会长蔡元培的用英文写的回信。信中说，由于他长期生病而不住在上海，所以直到1936年初才见到谭云山，接到泰戈尔一年前写给他的信。蔡元培说：“印度曾经一度对中国文化造成分外浩大的影响，尽管两国之间在最近几世纪中文化的交往不如从前亲密，我国珍重文化传统的人都最渴望恢复那亲密来往，因而可以学习贵国的古老文化如何适应到现时代来。”他还说，“承你盛情让圣地尼克坦的贵大学作为中印学会的总部，使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我对谭云山教授为建立中国学院而筹集基金的富有勇气的努力将尽我所能尽的微薄力量。”

也就在1936年，谭云山带着筹募的款项和书籍，与学生魏凤江回到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派汽车接住在招待所的谭云山和魏凤江去他家晚餐。共餐的气氛温馨而融洽，泰戈尔非常兴奋，很高兴地表示，应该立即着手兴建中国学院的工作。泰戈尔说：“国际大学已决定，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区建立‘中国学院大厦’，大厦的构造还劳你们师生设计，务使它在最短期间能够完成。”

泰戈尔致词祝贺

1937年春，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校园内落成，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门楣上的题字“中国学院”出自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之手。中国学院建成以后，最高兴的人就是泰戈尔。这是他一生的重大理想之一，由于谭云山和无数中、印友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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