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一二人至君前；君主"若不纳谏，所行非善"，可以共同计议更换；如果被更换的君主不悦，则"强行易之"。同时，要求严法度，信赏必罚，加强法制管理。其三，奉行儒家忠孝思想，主张社会和谐，提出"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故筑城也。君明乃国成，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至于王宜爱民，民宜尊王；为主者宜怜仆，仆宜为其主。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而主所获之财及所畋之物亦当与仆共之。如是，天欣人爱，岂不各成欢庆哉"。很显然，他要求从君主到奴仆上下都要"互相关切"，使社会达到"天欣人爱"境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一种统治思想，那就是儒家思想。天命十年（1625年，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诸贝勒欢宴上正式引用《论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孙当孝于亲，悌于长。其在礼法之地勿失恭敬之仪。至于燕闲之时，长者宜合洽其子弟，俾翕如欢聚。"并指出，作为君主凡是"除夕谒堂子拜神主后，先由国君亲自拜众叔、诸兄，然后坐汗位。汗与受汗叩拜之众叔、兄，皆并坐于一列，受国人叩拜"。为了给诸子和国人做出榜样，当年正月初七日，他把过去在统一战争中受到冲击、对自己大为不满的建州本部叔父、伯父，叶赫部的诸媪、额驸之母，包括乌拉部岳母都都祜等都请到自己家中，坐在西炕上，令自己的三位福晋以儿媳之礼，"叩拜二伯父及四媪"，自己也捧酒跪饮。同时，在民族政策方面，遵循儒家思想，主张改变往昔政策，认为"昔我国满洲与蒙古、汉人国别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然。为和洽，乃各得其所"。其四，推行监督机制。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二月初七日，决定八旗设都堂8员，满洲每旗设审事官2员，蒙古、汉人各设审事官8员。而对各贝勒特别设立"卦文启示者"，将汗的教诲之言，随时提醒贝勒遵循，给予严格监督。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实质上是重新确立政治体制，将正在过渡和完善的君主制，退回到贵族共和制，是一种倒退政策，没有前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诸位小贝勒的地位。并对争权夺势的大贝勒是个有力的牵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烈的嗣位之争。同时，也不难看出，所谓"九王当立而年幼"，令代善摄位，将来"传于九王"的传闻，决不会是这种体制下的产物，而是努尔哈赤在实施此制之后，对嗣君的一个适时的思考方案。
（四）嗣位之谜底
朝鲜李朝使臣传出多尔衮当立嗣，代善暂摄政一事，后世史家常常一言以蔽之，"望风扑影"。就算如此，影子是什么？也需要史家认真追踪。现从四个方面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其一，多尔衮为贝勒，不代表八家。努尔哈赤在世时，他在诸贝勒中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从头说起。早在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李朝官员李民寏提到代善、皇太极、莽古尔泰之后说，"余三子幼"，当时阿济格15岁、多尔衮8岁、多铎6岁。这里指的是受重视、有地位的六个儿子。其中这三位幼子，在李朝人的笔下只是"余"子，并无明显社会影响。第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因代善的"过恶"，废除其执政地位，宣布八家的列名是："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贝勒为和硕额真。"从此，9岁的多尔衮由一名闲散贝勒成为正式和硕额真。但在八家中只是与7岁之弟多铎合为一家，且在多铎之后。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召开八家会议时，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多铎（8岁）、岳参加。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五月初五日，在八角殿审事时，出席的是代善、阿敏、皇太极、多铎（10岁）、阿济格等。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元旦出席八角殿叩拜的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贝勒。初三日，参加与蒙古恩格德尔盟誓的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岳、硕、萨哈廉。如上的情况终努尔哈赤时代，不曾有变化。事实证明，多尔衮既是八家成员，又不代表八家，准确的定位是闲散贝勒、和硕额真。其二，多尔衮不主旗。努尔哈赤三位幼子分旗当在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分析八家时。当时两黄旗60牛录，分成四份，努尔哈赤与三位幼子各分15牛录。总管自然是汗。多铎掌正黄旗，多尔衮附之，具体管旗大臣是达尔汉虾，包括巴克什额尔德尼都在此旗。阿济格掌管镶黄旗，汗的15牛录当属此旗。具体管旗大臣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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