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 社科文献出版社

本文作者：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根本的不同点，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政党的党属情报组织，更确切地说在本质上它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的特务组织。戴笠与他的军统局因其工作性质及其作为所决定，除了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外，在国民党内也是一个不受多数人欢迎的对象。提起戴笠和军统局，人人多存恐惧，唯恐躲避不及，即使是一般得宠于蒋介石的派系，多亦对戴笠敬而远之，生怕惹上麻烦。当然，其中也有与戴关系密切者，以及自恃权势对其不买账者。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党内各派系大员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搞好关系，以为自己和军统局铺垫前程创造方便。但在对付党内政敌方面，戴笠是毫不留情的。对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民国人物与政治活动研究的深化。这一课题内容涉及面较广，且缺少档案可资利用，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先行初探，敬请指正。

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人际关系首要的公关对象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对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戴笠深知其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来极力攀附，以便获得蒋的内助的支持，得到她多方面的庇护。戴笠平时在宋美龄面前表现得十分恭敬，并不时送些贵重礼品以维系良好的关系。1928年6月，第十二军军长、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获得了大量的珍宝。在国内舆论的强烈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调查捕捉罪犯。孙殿英为了逃脱法办，把盗来珍宝中的最好的部分，通过戴笠送给了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第266页。）在戴与中统徐恩曾的争斗中，有若干告徐的密报，就是通过宋美龄的渠道送给蒋介石的。

因蒋宋的关系，戴笠对宋美龄是不敢冒犯的。1930年代初，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坚持孙中山路线，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对这位国母大姨子仇恨至极而又不敢公然加害。戴笠奉命对宋庆龄严加监视，并邮寄子弹等加以恐吓。但戴笠对宋庆龄的企图引起了宋美龄的警惕，她严厉警告戴笠不许对其姐下手，否则唯他是问，戴笠这才不敢造次。这件事说明了戴笠对宋美龄的敬畏，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他也不敢去做了。（李继星主编《戴笠传》，第127页。）

在与蒋介石的亲戚关系方面，戴笠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有所不同。孔宋二人，身为蒋的连襟与妻舅，又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是各方都欲巴结的对象，戴笠与军统自然不会例外。

宋子文早年为蒋介石理财，他本对戴笠并无好感，但1931年7月他到上海时，在车站被反蒋的王亚樵刺伤，秘书身亡。戴笠为他提供了保护，并卖力地追捕凶手，给宋子文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两人的关系从此改善。其后，宋子文对军统一直比较友善，曾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后来，宋子文因内战经费拨付事宜与蒋发生冲突，被免职远走海外。在宋子文居美期间，戴笠与其保持比较频繁的通信联络，并向宋提供他所关心的各种情报，同时托宋运用其关系为军统局在美国军政界办事。

在戴宋的来往电文中，戴笠为宋子文回国出掌外交或财政大权出谋献策。如在1942年元旦的去电中，戴笠向宋报告了蒋介石视察外交部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并提议军统与外交部合办训练班，广招大学生，以培养外交人才，暴露出军统插手外交的野心。（《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2。以下简称 胡佛研究院 ，并直接标注箱、卷号。）在这个月的戴宋通电中，戴笠还向宋报告了张学良做盲肠手术的情况、后方各大学倒孔运动 的发展等宋子文关心的事宜。（《戴笠致萧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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