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派系的形成使得国军内部矛盾重重。嫡系看不起旁系和杂牌，作战时总让杂牌充当炮灰。杂牌则为自保，出工不出力，在同一系统中又有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这就从根本上形成了嫡系与杂牌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同系与同系间的面和心不和，从而给了中共各个击破的机会。

如作为中央军的整编第六十六师被围于羊山集，负责指挥的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命令杂牌刘汝明的整编第五十五师和整编第六十八师驰援，但刘汝明的两个师先前已经遭到解放军打击，为保存实力和自己的政治资本，名义上服从出援的命令，实际却行动缓慢，坐看整六十六师的覆没。开封战役，守军指挥官中央嫡系的整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将自己仅有一个旅担负全城防务，而将兵力众多的刘茂恩杂牌赶出城外充当炮灰，最终灰飞烟灭，李仲辛一旅之众又如何能守住城池？刘茂恩在其回忆录中心痛地指出，如李仲辛能合理使用他的部队，则开封战局未必会如此惨败。

又如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围于孟良崮，因师长张灵甫与同系同僚李天霞不和，导致李天霞的整八十三师不以全力解围，其他两路的旁系整二十五师和桂系第七军也是出工做个姿态而已，以致张灵甫直接向外围的嫡系第八军和整十一师求援。远水解不了近渴，整七十四师的覆没就这样成为了定局。荒唐的是，在战后的检讨会议中，负有责任的李天霞、黄百韬都没有受到处罚，还在半个月后被分别授予三等和四等云麾勋章。后在舆论以及阵亡将士眷属的压力下，才将李天霞调为第一绥靖区附员，黄百韬则被撤职留任。用“友军有难，不动如山”这句话来形容这两个战例，实在是太贴切了。

在大派系上，如从民国成立即盘踞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为保地盘稳定，只允许南京中央的军队在晋南驻军，其余地方不得涉足。而阎锡山本身兵力不足，加上他历来只要部队番号不管部队实力等客观因素，只能是接连战败，最终扔下太原一座孤城只身逃往广州。盘踞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两派，面对指挥陕西战局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命令阳奉阴违，使得解放军在陕西战场游刃自如，进而实施反攻，占领了整个陕西，青、宁两马也因胡宗南的落败而成为孤军，最后被各个击破，落得流亡海外的命运。

同中原、西北两战场的僵局不同的是，在东北战场，国军本已占据优势，但因其他战场的失利，迫使东北国军停止攻势，从而给了林彪重整旗鼓的机会进而实施反攻。值此关键时刻，南京国防部不仅不体谅杜聿明，转派陈诚接替指挥。而陈诚一到东北，以东北战局失利等原因，大肆撤换非土木系将领，转而扶持自系将领，结果导致原有将领不服，新升将领又缺乏威信，使得战局急转直下。陈诚最终落得借“病”辞职落魄地离开了东北。此后接管东北的卫立煌只能弃攻为守，勉力维持。但蒋介石并不满意非黄埔出身的卫立煌，再次以杜聿明接替指挥。如此朝令夕改，国军在东北又怎能不败？

辽沈战役结束时，淮海战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先是遭到中央军歧视的第三绥靖区，在中共地下党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的指挥下宣布起义。又有邱清泉等坐视黄伯韬第七兵团覆没于碾庄而不救。决战未开，就失去了两个作战集团，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主持华北军政的傅作义出身晋军，但又自成一系。东北国军覆没后，蒋介石要傅作义将华北国军撤往长江以南。但傅作义明白自己的地盘在绥远、察哈尔，失去地盘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军权，他宁愿选择困守华北也不愿意南下，蒋介石对此也无可奈何。随着北平的解放，蒋介石能赖以作战的精锐损失殆尽。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军将士人人自危，士气也随即崩溃到低谷。在此危急时刻，国民党内部理应抛弃前嫌精诚合作，但是派系在军内的根深蒂固，使得这些将军已经无法看清症结所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军各自为“战”，根本不听统一指挥。嫡系部队还能稍事抵抗，杂牌部队则是一路从长江南岸“转进”到福建广东，其行军速度倒是堪称一流。与此同时，坐拥西南的地方实力派对于蒋介石的命令早已阳奉阴违，纷纷联系起义。当胡宗南在西康一隅作了最后一次象征性的抵抗后，国民政府终于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蒋介石统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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