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惩罚”,爱丁顿自然欣然执行。

1919年日食比赛

经过讨论后,英国派出两支日食观测队,一支到南美洲巴西的索布拉,由戴森领队;一支到非洲西岸的普林西比岛,由爱丁顿领队。两个观测队各携带一台33厘米口径的天体照像仪,巴西观测队还多带了一台10厘米口径的光学望远镜。

这时,曾于1914年去往俄国观测日食,却无功而返的坎贝尔,听说英国人已经开始行动,他知道观测日食验证相对论的比赛加入了强劲的对手。

在此之前,1918年6月美国有一次日食,给了美国天文学家一次得天独厚的机会,但仍然因为受天空布满云彩,坎贝尔派去的观测队只获得很少的照片,无法证实爱因斯坦的光线偏折之理论。

因此,当1918年11月战争一结束,坎贝尔就催促里克天文台的另一位科学家科蒂斯赶快准备,也去参加这一观测活动。

虽然战争已经在1918年11月结束,但一切都很混乱。在普林西比岛活动最好的时间是6月到9月,其他时间那里气候都十分闷热。但观测队必须提前到达观测点做各种准备,因此爱丁顿观测队于1919年4月下旬就到达了普林西比岛,在闷热天气、暴雨袭击和蚊虫叮咬下做准备工作,等待5月19日下午2点15分开始的5分钟日食。他们担心的是:当天会不会又像以前几次那样,乌云密布甚至暴雨倾盆呢?

在日食那天的早上,普林西比岛还是风雨交加,但到日食时却风住雨停,天气变得很好,爱丁顿拍了多张照片,但仅有2张显示出恒星的图像。

而当时巴西的索布拉天气很好,戴森考察队一共拍摄了26张底片,其中19张由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天体照相仪拍摄拍,这架专门用于天体照相的仪器所拍摄底片质量却较差,另一架4 英寸的小望远镜拍摄了7 张底片倒是清楚锐利,但是尺度更小。在理想情况下,相对论效应仅导致在底片上1/60毫米的位移,只有恒星图像直径的1/4。因此照片尺度越小,进行计算就越为困难。

“爱因斯坦是正确的”

经过计算,索布拉观测队如果按照后7张底片计算,光线偏折值远远大于爱因斯坦的预言值。因此最后公布的值是所有26张底片的平均值,结果是1.98±0.12角秒;普林西比队的结果是1.61±0.30角秒,都与爱因斯坦理论预估的1.75角秒不同。

爱丁顿与戴森讨论后,以加权方式定出光线偏折为1.64角秒,这与爱因斯坦的预言比较接近。1919年11月戴森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上宣布:这次远征队的观测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的理论,还在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份报告《1919年5月日全食观测证实太阳引力场对光线的偏折作用》。

这一发现宣布之前几天,洛伦兹就打电报给爱因斯坦说:“爱丁顿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伦兹。”爱因斯坦得知后,迅速给母亲写信报告英国日食观测队证实了他的理论,并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别的结果”。

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宣布结果后,伦敦《泰晤士报》11月7日的头版头条新闻,以大大的黑体字写道:“科学的革命:牛顿思想被推翻。”而《纽约时报》则以“光线在宇宙中弯曲”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随着媒体的广泛报道,爱因斯坦迅速变成一名大众科学偶像——关于宇宙的精妙的思想,竟然可以通过一次日食得到验证,这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的魅力。从此他拥有了无数采访者、仰慕者,当然也有诽谤者。他还接到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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