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很想把这些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报道或通讯中。但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没有写，或不敢写，或不能写，还有些人因为写了不能发表而不愿意写。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先后到上海、南京采访的《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目睹日军在南京下关江边对中国军民用机枪扫射、大量“处刑”的残暴恐怖情景时，想写却又不能写。他后来记述了他当时与另一位记者中村正吾的对话及“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我真是很想写出来啊！”“那是以后的事，嗨，眼下可不能写。不过我们真是看到了呀！”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采访并亲眼看到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场景的《朝日新闻》随军记者足立和雄与守山义雄，感情更为激烈，“悲愤交织，震颤不已”，感到“像这样的日本已将失去战胜的资格了”。守山义雄回到日本后，指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闻社恐怕他会受到军部的迫害，调他到德国担任驻柏林分局局长。他仍然十分愁苦烦恼，说：“对于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记者还得要作虚伪的报道，鼓吹‘皇军’、‘圣战’，使我对新闻记者的职业感到绝望，每天都陷入苦恼中，想要摔掉笔杆子，回日本去算了。”

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感叹道：在日本当局制造的这样严酷的情景与氛围内，“向这一禁忌挑战的记者一个也没有，不免让人感到寂寞。”

但有一位日本随军作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到南京采访，由于各种原因，他写出一本反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真相的著作。这就是石川达三及其写作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

石川达三是日本著名作家。1937年12月29日，他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特派记者从东京出发，到南京采访，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以日军攻克南京为题材的纪实小说。石川达三于1938年1月8日到达南京。当时日军大屠杀的暴行虽有收敛，但还在继续。日军在南京留守担任警备的部队是第十六师团，又称京都师团。这是一支最凶悍、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石川达三在该师团部队中采访了7天，直到1月15日离开。其间，石川达三深入日军士兵中，采访调查该师团从华北奉调华中，在常熟白卯登陆，经常州、句容，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门的杀伐历史及种种“故事”，并到南京城内外发生重要战事与大屠杀暴行的实地考察，身临其境，加深认识，加强感受。他说：“我去南京时决心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我和下士官、士兵在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军官对外人总是说谎话，装饰门面。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情况，便深入到士兵中去。”石川达三耳闻目睹了大量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实况与大屠杀的暴行，深为震动。他回到日本后，于1938年2月1日至10日，用10天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以日军第十六师团为模特儿，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西泽联队仓田小队的几个下层官兵作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与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大屠杀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剖析了他们的心态。尽管作者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写作，但却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残忍野蛮的烧杀淫掠的历史真实。

对日军屠杀暴行，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作品写道：“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听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官兵都羡慕与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争相加入杀人的行列：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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