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将她新出版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并附信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赞许的《海上花》那样“平淡而近自然”。由此，张爱玲和胡适开始了短暂的书信联系。次年11月她去纽约后，和胡适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得叙两家的前缘。

“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

胡适和丰润张家，有多重关系。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回忆说，童年时代她看《胡适文存》是在父亲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而她的母亲黄逸梵，还“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她和胡适认识，很可能是她在英国留学的时期，当时胡适以“中英庚款”委员的身份赴欧，在英伦逗留数月之久，多和留学生见面。但同桌打牌，则更可能是胡适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之后。胡适1928年2月17日抵达上海， 4月30日正式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后来发生《人权论集》事件，于1930年5月15日辞去校长之职。两人长达两年的时间同在上海，很可能有机会见面。

1955年张爱玲与胡适在美国相会，张爱玲得知“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张爱玲所说的“小忙”，在胡适11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段简要介绍：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张爱玲，author of《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关于张佩纶作书介绍胡传给吴大澂，张经甫代胡适兄弟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里有一段记述：

“ 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资。先严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时光绪七年七月也。抵京师，某钜公一见倾心，问曰：‘东边僻远，设游未遍而资罄，奈何？’对曰：‘边军多淮人，资罄则投军充军吏或防勇，积半年饷，可复游。’某公壮之，作书介于吴太仆（大澂）。”（见《台湾纪录两种》，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1951年）

文中所称的某钜公，即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吴大澂，字清卿，号愙斋，和张佩纶同为光清流党成员，两人为莫逆之交。《涧于日记》中记载，光绪初他们同在京师，酬唱无虚日，往来非常密切。他们和张之洞、黄国瑾等构成清流派的骨干力量。

胡传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

光绪六年初，吴大澂奉旨以三品卿衔前赴吉林，随同吉林将军铭安（字鼎臣）帮办一切事宜，四月中旬他入都陛见后首途吉林。赴东北前，吴大澂本在办理中俄伊犁交涉，因东边俄又越界设卡，形势急迫，遂有调派吴大澂之命。此前的光绪四年，崇厚以全权大臣身份使俄，张佩纶上折《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对崇厚取道海路及“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提出异议,后果如张佩纶所料，崇厚上当受骗，虽然收回伊犁城，却割让大片土地。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清史稿· 崇厚传》）吴大澂曾被派往西北左宗棠麾下差遣，虽然未成行，但可见他和张佩纶都对中俄交涉异常关注。吴大澂帮办吉林，仍然是俄事的延续。胡传既“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必然和张、吴都容易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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