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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